劳动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也有其契机。引发物流瘫痪危机的货运连带罢工与政府的复工命令,看来将成为转折点。若引发争议的安全运费制与货物运输业得到合理改革,劳动关系将走向成熟。货运连带撤回罢工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政府要正本清源、确立法律与原则的意志。在此过程中,关于货运连带罢工是否公正的舆论似乎起了很大作用。随着要求公正的年轻群体增多,对罢工权滥用的担忧也随之加大。由此,支持政府复工命令的舆论增多,与货运连带罢工大致同期发生的其他重要工作场所的争议也和平解决了。
罢工权应受保护,但不得滥用。罢工意味着停止作业,而行使这一权利只有在劳动者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时才被允许。但货运连带并非工会法上的工会,货车车主具有较强的经营者性质。因此他们的团体行动与其说是工会被允许的罢工,不如说是任何国民都享有的结社自由。围绕货物运输服务价格即运费,以及提供服务时应遵守的安全守则而与货主发生的矛盾,理应通过其他方式而非罢工来解决。因此,需要改善法律与制度,以减少货车车主与货主之间的矛盾,并在发生争议时迅速、公正地予以解决。
随着数字化转型使服务业的就业比重扩大,劳动争议的性质也在改变。制造业中产品需求也会影响就业,但服务业中服务需求会直接转化为就业。服务业的职务比制造业更多样,通过分工与专业化实现的企业协作十分重要。劳动流动性大,就业形态多样,工会组织率低。然而劳动争议解决体系却是以制造业和工会为中心设计的,集体谈判与罢工构成核心机制。因此,对服务业劳动者而言,传统的劳动基本权保障方式必然实效性不足。货运连带罢工反复发生并恶化的原因,也与现有争议解决体系的漏洞不无关系。
要让货运连带事态成为劳动关系发展的转折点,就需要完善争议解决体系。必须关注这样一点:在经济服务化、数字化的同时,社交网络服务(SNS)的普及使争议个别化、多样化,新型争议不断增多。还须注意,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企业难以积压库存,也难以在罢工结束后通过增产弥补损失,劳动者同样难以挽回收入损失。此外也不能忽视,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中与人的关系更多且更复杂,因此不仅是经济问题,歧视与欺凌等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成为矛盾的主要原因。抑郁症患者在年轻人中较多,其原因也与这种经济社会变化不无关系。
减少作为劳动力主体的人在工作中所经历的矛盾,是持续经济增长与民主主义发展的核心课题。因此,现行劳动争议解决体系应转变为任何人都能轻松利用的开放型基础设施。有必要建立这样的体系:争议当事方可通过协商一致,请求政府乃至民间专业机构协助解决。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事项,政府就应响应这一请求,促进争议当事方的对话与谈判,并支持其通过相关争议专家的调解与仲裁寻找合理解决方案。超越货运连带事态与法治主义,使劳动关系走向成熟的道路并不遥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