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经济安全,半导体、二次电池等尖端产业的核心能力也必须在国内进一步培育。把经济安全仅仅看作确保供应链是不妥的。不能只是把尖端产业的工厂或晶圆厂转移到海外。尖端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必须持续留在国内并加以扩张,我们在全球产业界的战略价值才能提升。”
明年韩国经济令人不安。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直接冲击出口,贸易逆差已持续至11月,连续8个月。在看不到未来产业的情况下,作为主力的半导体出现动摇,更令人担忧。此外,与尖端技术霸权相联的美中矛盾,正在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地壳变动。9日在Seoul Economic Daily总部会面的产业研究院院长朱炫(照片)也表示:“在经济与安全如莫比乌斯带一般交织的时代,更需要为我国产业竞争力进行战略性思考。”他建议:“在预期增长的行业,以及像半导体这样已成为国家战略物资的行业,应采取在国内进一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战略”,“政府也应持续发掘并集中力量投资那些有望成为未来核心增长动力的领域”。记者就韩国产业的前进方向,采访了掌管国策研究机构产业研究院的朱院长。
朱院长将经济安全概括为“战略自主性”与“战略不可缺性”。他强调:“这是日本在制定经济安全法时构建的概念,对我们也有启示意义。”朱院长解释:“战略自主性是指国内有一定基础,即使外部切断供应也能撑住的能力;战略不可缺性(意为不可或缺)则是通过战略性扩大国际社会整体产业结构中必不可少的领域,从而确保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保障。”通俗地说,就是当对方切断某种物品供应时,我们要有可以填补的选项,也要有能够反制的手段。这是一种以“非该国不可”的技术展示存在感的战略,与制造全球尖端芯片的代工企业(半导体委托制造)台积电本身即为台湾守护神一脉相通。
他指出:“问题最终在于,我国的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可缺性是什么”,“存储半导体领域能够填补我国的战略自主性与战略不可缺性,但其他行业很难说也是如此”。例如二次电池的情况就略有不同。他认为,韩国三大电池企业LG新能源、SK On、三星集团SDI在获得美国、欧洲政府补贴的同时不断扩建电池工厂,而在国内工厂扩建方面则有所不足。朱院长强调:“二次电池都是本地生产,因此有可能不会成为像半导体那样的出口产业”,“鉴于二次电池产业今后将持续增长,希望国内也能多建工厂”。
朱院长强调:“要让二次电池成为像半导体一样的经济安全核心支柱,还需要在海外扩张与国内工厂扩建等方面进行更多国家层面的思考和战略布局”,“把尖端产业的核心能力掌握在国内,并使其成为韩国经济的武器与担保,这才是经济安全的核心”。他接着指出:“我国往往认为只要供应稳定了,供应链就稳定了,但需要更具战略性的视角”,“应当明白台积电和Samsung Electronics在走向海外的同时,为何把最尖端的制程节点留在国内”。
这一观点最终也与企业投资是就业和税收源泉的判断相通。朱院长嘱托:“国内产业发展起来,就会创造岗位,财政也会稳固”,“我国有潜力的企业走向海外是自然而当然的,但国内的核心制造也要持续扩充,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我们的产业,这方面需要努力,并应在产业政策视角中容纳这样的思考”。
产业研究院近期预测,明年韩国贸易收支将出现266亿美元逆差。这意味着明年的贸易环境相当艰难。朱院长尤其评价说,尹锡悦政府在美国和中国之后把东南亚(东盟)市场列为三大主力市场,并将中东等地选为主要战略市场,是合乎时宜之举。他建议:“虽然全球经济困难,但东南亚今年经济增长率高达8%至9%,表现良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不仅能源丰富,还是镍等资源大国,在碳中和、供应链多元化、市场开拓等多方面都具有战略价值,应当扩大与其关系”。
他还特别强调,经济越困难,政府的作用越重要。朱院长指出:“很难想到有过像现在这样什么都难以预测的艰难时期”,“政府应更积极地投资未来”。
他表示,政府应全力支持像生物医药这样市场刚刚打开的新产业,以及人工智能(AI)、城市空中交通(UAM)等仍在技术开发中但前景看好的领域。朱院长说:“我们今后的饭碗,可能会是现在看来根本预测不到会成为饭碗的产业”,“仅以二次电池为例,直到四五年前,认为它会长这么大的人也不多”。他表示:“更应关注那些技术尚未成熟、市场刚刚打开、我们很快就能追赶上的领域”,“支持目前做得不错的半导体固然重要,但更应关注能够引领我国未来产业的后半导体”。他还说:“反倒是像Samsung Electronics这样的全球企业,政府不要介入,放手让它们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这才是政府强调的民间主导增长”。
他认为,与补贴等一次性支持相比,不如营造让企业能够安心经营业务的环境。朱院长再次强调:“我国企业已成长为全球大企业,政府应通过监管革新等制度支撑改善企业投资环境,通过财政建设基础设施,并以研发支持为未来做准备”。
发掘未来产业离不开初创企业。历届政府无论保守还是进步,都在构建初创企业生态上投入心力。新冠大流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主要国家量化宽松,对初创企业而言如同甘霖。
但情况已经改变。通胀与紧缩令资金链枯竭,创业环境大幅恶化。部分企业因经营恶化被市场淘汰,优劣分化正在进行。他判断,在这方面政府也有作为空间。
朱院长强调:“经济环境恶化时,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已经构建起来的初创企业生态根基动摇”,“资本市场萎缩时,母基金等政府创投资金应起到引水作用”。他将金融科技、元宇宙、生物医药与AI、机器人、智能移动出行、能源列为政府应关注的新产业。
新产业也是突破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武器。上世纪90年代Samsung Electronics的DRAM半导体、2000年代LG化学的二次电池开发,共同点在于比竞争国更早开发出下一代技术,抢占了市场优势。朱院长表示:“即使各国以本国为中心的保护主义趋势加剧,只要拥有能主导市场的技术实力,就能突破这一局面”,“全球都已迈向数字与绿色转型,我国不应回避这股巨浪,而应比其他发达国家更早行动,抢占全球市场”。整理=禹永卓记者 摄影=成亨柱记者
He is…
△1961年生于首尔 △1980年首尔换一高中 △1984年首尔大学经济学学士 △1991年首尔大学经济学硕士 △2006年首尔大学经济学博士 △2006年产业研究院中小创业企业室室长 △2013年产业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室室长 △2016年产业研究院副院长 △2017年至2018年总统秘书室中小企业秘书官 △2018年至2019年总统秘书室中小创业秘书官 △2021年起 产业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