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实现三连任的党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因市民抗议过度封控的“白纸示威”而迎来最大政治危机。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在“武汉起源论”等病毒扩散责任争论中难以自处的中国设定了“新冠患者零”的不可能目标,而中国当局为实现该目标所作的选择就是无差别封控。正因如此,乌鲁木齐一处公寓发生火灾时无法正常开展消防活动,出现十余名伤亡者后,市民走上街头,称这是过度防疫造成的惨剧。
中国政府强推清零防疫有其原因。中国的地方医疗体系几近崩溃,尽管是科兴和国药两种疫苗的研发国,整体疫苗接种率却不足50%。而且这些疫苗未获得国际公认。特别是80岁以上老人中接种第三针疫苗的比例仅为21%。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尝试“与新冠共存”只能是一场冒险。一旦确诊者急剧增加并出现重症患者,不仅没有救治办法,还可能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不安因素。
大多数中国人在配合习近平体制战胜与美国的矛盾、谋求社会稳定的同时,顺从了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然而,二十大结束后清零政策仍无放松迹象,人们便开始表达不满。最根本的问题是过度防疫使经济活动被彻底封锁。哪怕只出现一名感染者也会进入无限期封控,没有基因扩增(PCR)检测阴性证明连超市都无法进入。还有许多学生被关在宿舍已是第三年。这一防疫体制仅大城市防疫费每年就需约320万亿韩元。
面对毫不考虑民生、无止境延续的顽固防疫政策,青年失业者和大学生举起了白纸。白纸既是“有很多话要说,但即便不写出来也都明白是什么内容吧”的反语表达,也是规避中国当局抓捕和拘留的方法。约瑟夫·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也曾出现白纸示威,2019年香港安全法事件时香港市民也举起过白纸。此次与白纸一同出现的是“弗里德曼方程”。按音译为Freeman,即听起来像自由人,但抛出高维宇宙动力学方程,恐怕也含有暗示事件将会扩大的意图。
这场举着“白纸”对过度清零政策进行无声抗议的活动很快在全国扩散,从反对过度新冠管控发展出“反对独裁”“反对共产党”“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口号;11月30日,相对开放的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去世,更引发了是否会扩散为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的忧虑。海外中国留学生和人权团体也开始为勇敢的中国市民助力。然而中国当局利用强大的公权力彻底从源头上封堵示威,大学提前放假,通过快速通道让学生返乡。
━ 也曾有集会变质为政治斗争并演成流血事态的经历 中国有着悼念领导人的集会变质为政治斗争、最终遭当局血腥镇压的痛苦历史。人们一般会提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但事实上中国在1976年还有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当时悼念前总理周恩来去世的市民在周前总理的悼念处献花,中国当局却予以清除。为此激怒的群众开始批判毛泽东体制的非民主性,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最终中国当局选择了武力镇压,邓小平也被剥夺一切职务。此时自称毛泽东主义者的华国锋出任总理,他在毛去世后的两年间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此后掌握中国实权的邓小平于1978年末宣布改革开放政策,并让激进改革派胡耀邦坐上总书记之位。然而他在1987年因尝试相当于草根民主的基层民主选举而遭遇党内反对,最终下台。胡耀邦1989年去世后,市民于4月5日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认为他是因保守派和元老们的厌恶而离世,他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改革之梦也随之消失,并开始声讨陷入腐败的共产党领导层。为说服他们,继胡耀邦之后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因“对反革命暴徒学生表现出怀柔姿态”而下台。中国当局最终以动用坦克的无差别镇压平息了这一事态。
此时因邓小平和元老集团的选择而登上中央政治舞台最高领导人之位的正是江泽民。他当时是中国第一经济城市上海的市委书记,出身电子工业部部长。他认同改革开放的推进与必要性,同时彻底阻止天安门风波蔓延至上海,是强调以党为中心政治的典型社会主义者,很好地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遗业。特别是通过资本家也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资本家入党论”,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性质。他还倡导扩大中国外交版图的多极化外交,并将“负责任大国”中国的角色论刻印在国际舞台上。
━ 与天安门事件不同的民生层面抗议 然而,他试图通过把上海时期的亲信提拔到中央、以上海帮为中心的派系政治来克服北京中央官僚的制衡,并因对知识分子和法轮功的镇压而在人权侵害层面屡被诟病。正因如此,对江泽民的悼念热潮存在难以直接转化为反对习近平或共产党的先天局限。中国当局在隆重举行江前主席葬礼的同时并不惧怕示威扩散,是因为此次白纸示威基本上是对过度新冠防疫的民生层面抗议。
深知这一点的中国当局于7日公布了大幅放宽防疫政策的十条措施,实质上就是“与新冠共存”举措。中国国务院决定废除作为清零象征的常态化全员PCR检测、允许居家治疗,并取消跨地区出行时的PCR检测阴性证明义务。由此示威平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即便如此仍出现过度的群众诉求,那才真正可能成为以“反革命暴乱罪”处理的把柄。
━ 普通民众走上前台的白纸示威 然而此次白纸示威留下了相当的余波。首先,参与示威的人并非特定的反政府、反体制人士,而是普通民众,且是习近平最大支持力量的爱国主义青年。特别是饱受近20%失业率之苦的青年,等于宣告他们如今可以成为习近平体制的监督者。此外还显示出,中国社会可能进入普通人指向相同口号和诉求、即便未被组织化也挑战公权力的所谓“社会内战”状态。这意味着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与对民生的不满可能结合。在此情形下,中国当局若继续只强调高压统治的“政治核心”,那将孕育另一处火种。
姜教授……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取得中国政治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被视为精通中国政治经济、美中关系、韩中关系、两岸关系的学者。曾任韩中社会科学学会会长,现为中国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教授,并担任东北亚历史财团及海军发展委员会咨询委员。此外还担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和国会议员外交咨询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