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08 | 여론독자부

[金泰基的洞察]数字时代的劳动争议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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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交通公社与韩国铁道公社的劳资双方上周戏剧性地达成了协议。通过通宵谈判,在罢工前一刻达成协议,减轻了国民对交通和运输大乱的担忧。特别是铁道公社劳资双方虽已经过调解程序,却仍为避免罢工付出了积极努力。他们罕见地再次向中央劳动委员会申请调解,缩小了在作为协议障碍的争议点上的分歧。这一成果未能得到充分关注,但与美国形成对比。几乎同一时期,美国也面临铁路工会罢工风险,但与韩国不同,劳资协商失败,最终由总统与执政党、在野党协商通过法律阻止了罢工。原因在于国民对物流瘫痪和物价暴涨的不安十分强烈。

以对话和谈判解决争议的氛围正在扩大,但仅限于部分领域。并非《工会法》上的工会、而是个人业主团体的货物连带,以罢工为名集体拒绝作业,劳动界一部分人还试图将其扩大为总罢工。在国民经济受到威胁之际,政府要求撤回罢工,在其不予回应后依法下达了复工命令。无论何种争议,处于法律框架之外的问题都难以通过谈判和调解解决。因为解决争议的当事方是谁并不明确,即使勉强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也难以得到遵守。正因如此,国家制定劳动争议解决规则,政府为当事方提供调解服务。

社会中始终存在矛盾,而国家的作用是使矛盾不恶化为争议,并得到和平解决。信任度高的国家劳动争议少、合作顺畅,因此收入水平也高。影响信任的核心变量是法治主义。确立法治主义是劳动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社会环境变化,劳动关系也会改变,因此时代更替时争议增多。这正是工业革命时期从农业时代转向制造业时代时劳动争议爆发的原因。当法律与制度接纳环境变化,并支持当事方在该框架内自主解决争议时,劳动关系才得以维持和平,国家也才能持续增长。

随着向数字时代转型,新形态的矛盾不断出现并日趋复杂。劳动的性质因人而异,雇佣形态日益多样,既是劳动者又是业主的人也在增多。随着这些变化,劳动争议解决体系也必须升级。若做不到,矛盾就会恶化为争议,解决被拖延,不仅当事方,整个社会的损失也会随之增大。从发达国家的动向看,数字时代的劳动争议解决体系甚至运用信息通信技术,以更迅速地解决争议,同时追求根据争议特性的定制化解决。由此,劳资自治的领域扩大,基于谈判的新型争议解决方式的引入也日趋活跃。

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强化劳动争议解决体系。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引入替代性争议解决(ADR)制度。这是为双方损失都很大、只会使关系恶化的罢工,以及即便胜诉也耗费大量金钱和时间的法院审判,准备替代性制度。核心在于由相关领域专家通过调解或仲裁等方式,帮助当事方以对话和谈判自主解决争议。韩国对ADR的关注还较少,但一直由劳动委员会主导,法院最近也利用调解促进判决前和解。提升国民的争议解决能力、确立新的争议解决文化,是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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