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正式了解到,围绕货运连带总罢工,韩国政府与劳工界之间存在鲜明的观点分歧和对立态势。政府认为阻止货运连带的集体拒运是其职责,劳工界则指责政府全面压制劳动权,双方对峙。国际社会对货运连带总罢工的判断,已成为总罢工长期化的变数。
韩国雇佣劳动部企划调整室室长朴钟弼在6日至9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第17届国际劳工组织(ILO)亚太地区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称:“货运连带的集体拒运会对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影响,并可能危及国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我们不得已依据法律启动了复工命令”。
尹锡悦政府对货运连带下达了相关制度引入以来的首个复工命令。朴室长强调,货运连带通过总罢工进行集体拒运致使损失不断扩大,这是下达命令的依据。政府估算的损失规模截至前一日已超过3.5万亿韩元。朴室长补充称:“政府保障在法律框架内的对话与妥协”,但“对威胁国民生存与安宁的违法行为,基调是依法依原则严正应对”。
劳工界再次强调,政府的应对违反了国际劳动标准。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货运连带的上级工会)首席副委员长尹泽根前一日在ILO地区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政府把在韩国生效的ILO第87号、98号、29号公约变成了一张纸”,“口称法治与自律的政府正在用法律压制自由”。第87号为结社自由保护,第98号为集体谈判权适用,第29号为禁止强制劳动。即复工命令等政府应对违反了这三项条款。ILO公约与韩国国内实体法具有同等效力。
劳资政之间的观点分歧,源自是否将货运连带视为工会、将其成员视为劳动者这一长期争论。政府认为,货运连带未领取工会证书,因而不是《工会法》上的工会。作为货运连带成员的车主也是个人经营者,难以视为工会法上的劳动者。这正是政府将货运连带总罢工称为集体拒运而非劳动法上的罢工的原因。问题在于,处于劳动者制度“之外”的货运连带,能在多大程度上受ILO公约保护。因此,负责管理劳资矛盾的雇佣劳动部无法直接介入货运连带总罢工。
相反,货运连带批评政府无视ILO公约的宗旨。既然ILO对所有劳动者保障结社自由,那么争论是否属于工会法上的劳动者便无意义。此外,法院也接连作出判决,承认与货运连带成员相同的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具有劳动者属性。劳工界据此指出,复工命令与禁止强制劳动的第29号公约相违背。也有部分意见主张违反了含有禁止强制劳动内容的第105号公约,但韩国尚未批准第105号。
人们关注的是ILO将如何判断政府对货运连带总罢工的应对。ILO近期向雇佣劳动部发出公文,询问其对货运连带总罢工的立场。劳工界认为这是包含对雇佣劳动部应对的担忧的“劳动问题介入”。雇佣劳动部则反驳称,ILO并非作出需要提交整改措施计划那样的介入,而只是简单征询意见。当天,民主劳总请求ILO进一步介入。
若被判定违反ILO公约,韩国势必背上劳动落后国的恶名。不过判断时间和具体制裁难以预估。ILO因违反公约而实施制裁的情况仅有一次。认定是否违反的程序复杂且耗时长久,且多被解读为在ILO调查过程中自行整改。据悉ILO公约也尊重各国实体法。文在寅政府时期也曾推动批准第27号、87号、98号公约。但从2018年开始社会对话,直到2020年才得以完成相关法律修订。原因在于劳资政利害关系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