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月,我们分享了诸多关于民主脆弱性的忧虑。从美国到巴西、瑞典和意大利,民主体制正面临实质性挑战。事实上,在这些国家举行的选举中,极左势力溃败,而中间派至少到目前为止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我们正目睹世界上一些最强势的专制体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弱点。
正掀起罕见反政府示威浪潮的中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央政府不愿改变新冠疫情政策路线的态度。这是封闭、不负责任、依照等级序列作出决策的专制国家所固有的问题。与独裁者不同,民主领导人会承受要求改变政策的持续压力。必须面对选举的领导人在事情不顺时只能改变政策,否则他们就会在选举中被换掉。
在现代社会,这类问题愈发棘手。请把1989年中国大学生主导的天安门广场示威事件时期与当下作比较。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城市居民只有数百万人,如今已达两亿多人。他们拥有智能手机,也熟知用法。即便是配备200万个传感器的传说中的“防火长城”,也难以追上中国社交媒体上生成的海量图像与信息。近几年,我们只聚焦于社交媒体引发的种种问题,却忘记了赋权于个人的高新技术的根本效应。
如今我们看到,与中国一样封闭、对民意毫无回应的俄罗斯决策过程正导致灾难。作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发动战争的结果,俄罗斯日益孤立、逐渐丧失力量。
当然,民主国家也会发动战争,甚至会打毫无意义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但这一切都在反对与辩论中进行。对反对战争的人而言,仍留有该政策或决策者可能被改变的合理希望。
我们在伊朗看到试图继续掌控国家意识形态的神权专制政权。伊朗的执政精英相信,如果不能强制推行他们所主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会重蹈消失于历史之中的苏维埃政治委员的覆辙。与此相对,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并不试图把自己偏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国民。虽然有时这被戏谑为价值中立的做法,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态度的核心在于一种信念: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所希望的幸福形态,同时也应尊重他人对美好生活的定义。
就稳定、一贯并朝目标猛进而言,专制政治或许看上去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它们面临必须适应变化中的社会这一根本挑战。以共情为基础、打造出罕见的回应技术官僚主义与民意的专制体制的中国,曾在一段时间里属于例外,但在习近平治下回到了过去的规范。独裁者对变化的条件反射式回应是镇压,但效果并不持久。
一想到美国的国父们在清一色王政的世界里对政府形态进行实验,就只能令人惊叹。他们从查尔斯·孟德斯鸠、约翰·洛克等启蒙时期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汲取素材,研究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历史案例,并吸纳英国的治国方式和普通法。但大部分构想并非取自外部,而是在他们头脑中生成的。他们也经历过失败。然而最终,他们创造出了保护个人权利、定期更替领导层、阻断宗教霸权、并足够灵活以适应重大变化的政治结构。
民主自有其脆弱性,但当下是审视其强处而非弱点的好时机。这个大体由美国创造的、被称作政府的抽象构想,长期以来被众多国家所借用,并扩散到富国与穷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这一制度已充分经受了250年的时间考验。真会有人相信俄罗斯、中国或伊朗的体制能经受住那么长的时间吗?温斯顿·丘吉尔的信念——除了迄今尝试过的其他一切政治形态之外,民主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政治体制——被证明是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