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今年世界经济的关键词是‘I(inflation,通胀)’,那么明年的关键词将是‘R(Recession,衰退)’。在物价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衰退全面到来,那就是滞胀(Stagflation,经济衰退中的物价上涨)。让明年的经济关键词不要变成‘S(滞胀)’,将是世界各国最大的课题。”
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全光宇(73岁,见图)2日在首尔三成洞贸易大厦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今后经济衰退将成为全球性话题。”他特别强调:“明年若要让韩国经济不陷入滞胀,就需要‘选择性财政扩张’。”全理事长建议:“虽然财政运作空间不大、形势艰难,但应在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投入财政资金,注意不要让韩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急剧耗尽”,“同时也要通过劳动、监管改革等努力,将撤离中国的资金吸引到国内。”这既强调了作为韩国经济最后防线的财政健全性,也要求财政在重振日趋走弱的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他在世界银行担任金融领域经济学家15年,之后历任友利金融集团副会长、德勤韩国会长等职,2008年作为首任金融委员长主导克服全球金融危机,还拥有任期最长的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头衔。记者就在混乱与剧变时期韩国经济应走的方向向他请教。
采访当天公布了11月消费者物价。同比上涨5.0%,低于10月(5.7%)。近期韩元对美元汇率也呈急剧下行走势。恰好前一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暗示12月有可能放慢加息步伐。通胀不安情绪似有所缓和,但全理事长表示“不能放松警惕”。他说:“回顾过去的经验,危机局面往往是不安的市场趋于稳定后又再度恶化,这一周期反复出现”,并回忆道:“实际上2008年10月韩美签署货币互换后,外汇市场的不安似已平息,但次年3月韩元对美元汇率突破了1570韩元。”他接着解释:“近期危机的原因——新冠疫情后过度释放的流动性、俄乌战争等地缘政治紧张复杂交织,其影响不仅波及金融,还扩散到实体部门,现在言安心还为时过早。”
全理事长将明年动摇经济的因素除高物价之外,还列举了中国经济放缓、朝鲜的挑衅以及战争长期化等地缘政治风险。他特别表示:“我个人从几年前就一直说中国是最大的风险因素”,“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既看到了改革初期的中国,也看到了高速增长期的中国。如今我强烈感到中国正在经过增长动能下降的拐点。”全理事长建议:“中国占韩国出口的四分之一,加上香港则达30%”,“对我们来说需要(贸易政策等的)战略性修正,进而随着中国风险加大,经济与安全不应分离,而应同步推进。”
他对中国点评称:“中国可能成为现代社会中第一个在富裕之前就背上老龄化问题的国家。”尤其与老龄化问题交织的中国地方政府严重负债、已在破裂的房地产泡沫等,都是不易收拾的问题。全理事长表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之后,领导层构成本身由反市场、反企业的以党为中心的人士填充,正在向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回转”,“中国的高速增长也可能落幕、低增长可能固化,因此我们必须开动脑筋,把韩国经济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这一背景下,他指出持续进行非生产性政争的政界是拖累国家经济的最大风险。全理事长担忧地说:“1997年外汇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能够迅速推出政策应对以克服危机”,“但如今在执政党席位少于在野党的格局下,政府的施政动力明显下降。”他接着强调:“政府无法控制的对外风险因素充斥,内部却又未建立克服危机的协作体系”,“应停止围绕那些连说出口都感到羞耻的议题进行不必要的政争。”
同时他还批评了在野党似在助推货运连带罢工的举动。全理事长表示:“应学习美国在国家利益面前停止政争、紧密团结的做法”,并提到美国参议院以85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了禁止铁路罢工的法案。他还补充解释,考虑到目前美国参议院由共和党50席、民主党48席、无党籍2席构成,这一法案是在跨党派合作下通过的。他分析称:“如果工会动辄系上头带、剃光头走上街头,哪个海外投资者能进行长期投资?”“为了国家利益,在野党该配合的也应配合。”
全理事长还说:“总统也应作为‘前线司令官’为经济团队提供支持。”他表示:“当前危机确实是由政府难以控制的多种对外因素交织引发的”,但同时建议:“然而,哪位国民愿意看到只把危机根源归于外部就了事的样子?总统也应展现出与大家一起奔跑、加快政策执行以克服经济危机的姿态。”
国内外机构预测明年韩国经济增长将仅停留在1%区间,野村证券甚至预计为-0.7%的负增长。全理事长强调:“半导体等主力产业走弱的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应通过选择性财政扩张由(政府)来补足不足的部分。”他尤其表示,应着手为可再生能源转型软着陆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全理事长解释:“现政府的健全财政基调方向是对的,但为了缩小明年增长放缓的幅度,财政投资也是必要的”,“为迎接碳中和时代而构建能源基础设施,是政府可以积极作为的领域。”他接着补充:“Samsung Electronics和SK不都宣布了RE100吗?”“构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对国家,对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也是核心。”RE100是企业承诺到2050年将其使用的全部电力通过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供应。
此外,他还表示,在中国政治、经济不稳导致全球资本全面“逃离中国”之际,需要有把这些资金引入国内的政策。他说:“应营造能更积极吸引海外投资者的制度环境”,“将法人税与全球标准对接就是代表性例子。”韩国法人税最高税率为27.5%(含地方税),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23.1%),且是OECD成员国中唯一采用四级累进税率这一复杂课税体系的国家。全理事长再次强调:“应通过法律完善提高劳动灵活性等,将经营的不稳定降到最低,从而提升韩国的投资吸引力。”他特别提到英国前首相利兹·特拉斯的风波,指出:“(特拉斯首相提出的)下调法人税本身并没有错,英国事件的教训是政策的时机和政策组合很重要”,“我们过高的法人税率,即使现在也应与全球标准对接。”
他强调,这类全面改革是在全球供应链重组潮流中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妙招。全理事长表示:“美国提供各种激励吸引海外企业,并以本国为中心重组供应链”,“我国企业最终不也为了生存而增加了对美投资吗?”他接着警告:“如果不推进下调法人税、劳动改革等大幅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的变化,就连我国企业也只能加速‘离开韩国’”,“这最终将导致韩国产业空心化,就业市场活力下降,未来一代的负担将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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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生于首尔 △1973年首尔大学经济学学士 △1977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1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营学博士 △1982~1986年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经营学教授 △1986~2000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2000~2001年国际金融中心院长 △2001~2004年友利金融集团副会长 △2004~2008年德勤韩国会长 △2007~2008年外交通商部国际金融大使 △2008~2009年金融委员长 △2009~2013年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 △2013~2018年延世大学经济研究生院讲座教授 △2019年~ 世界经济研究院理事长
/摄影=吴承贤记者 story@sedaily.com,整理=郭润儿记者 ori@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