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全球化与技术霸权时代的完美风暴冲击下,亚洲各国也在加大力度提升科学技术竞争力。我们也必须为国家的生存和增强成长动力,从根本上转变科学技术生态的范式。”
在Seoul Economic Daily与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新加坡韩人科学技术者协会共同于25日在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以“科学技术生态大革新”为主题举办的“韩·亚科学技术学术大会(AKC)2022 Talk Concert”上,专家们如此一致表示。
首先,澳大利亚·新西兰韩人科学技术者协会会长韩正勋(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介绍说:“澳大利亚基础科学实力雄厚,已有15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科学奖13人),并且强调产学合作”,“政府提供研发(R&D)支持的性价比很高”。实际上,澳大利亚在幽门螺旋杆菌治疗药物和宫颈癌疫苗开发等生物健康领域实力强劲,最早开发了WiFi技术,并将信息技术(IT)与农业、畜牧业、矿业结合产生协同效应。
韩教授表示:“我们大学的预算为每年2万亿韩元,澳大利亚只有40多所大学,因此可以集中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待遇也很好”,“国家层面制造业基础较弱,但在研究现场通过优质知识产权(IP)鼓励创业和产业化,也向全球企业大量转让技术”。
新加坡韩人科学技术者协会会长赵南俊(南洋理工大学讲座教授)表示:“新加坡为促进产学合作,企业向大学出资后,政府和大学各自再出同等金额予以支持”,“研究人员能获得充足研究经费,也有自主性,但竞争激烈到很难获得或保持终身教职(65岁退休教授)的程度”。他说,在此过程中,新加坡超越原有的金融和生物亚洲枢纽定位,开发培养肉和食用昆虫等食品科技,尽管是城市国家,仍设定了到2030年粮食自给率30%的目标。他还介绍,新加坡以全球研发竞争力为基础,正积极培育移动出行、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
曾任韩印科学技术合作中心主任的K20咨询代表郑海龙表示:“印度有很多按领域特色化的大学,如IIT和马尼帕尔(生命工程),产学合作十分活跃”,“对教授等研究人员持续提供支持,但不催促早期成果,赋予很大自主性”。他还说,以研究为中心的研究生院IISC甚至以研究项目替代授课。研究现场的技术转让和创业也较为活跃,海外资本对印度初创企业的投资也很多。郑代表指出:“不过在向企业提供研发经费时,要求其与大学联动,并以相当低的利率放贷。”
随着这一全球趋势,要求加快国家研发生态大革新的呼声很高。
SK董事会议长兼泰载大学首任校长廉载镐直言:“我们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遗憾的是缺乏战略和指挥中枢,方向上有些迷失”,“要从十大经济体再往上跳跃,国家研发生态仍是旧范式”。廉议长接着表示:“研发体系中缺失了产业政策的范式,只以预算支持为中心来推进”,“应在研发设计上更多投入,警惕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完善研发产业政策”,强调构建创新生态。
科总会长兼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副议长李愚一强调:“随着政府紧缩财政基调,研发预算的增幅也在放缓,提高科学技术的效率和性价比是课题”,“政府每年拿出30万亿韩元研发支持资金(给大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企业等)时,应从量化评价转向质化评价,以像美国DARPA那样产出有影响力的成果”。李会长接着说:“由于研究人员提出的自下而上课题激增,实际每个课题的研究经费反而减少了”,“应摆脱按基础(大学)—应用(出资研究院)—开发(企业)分割支持的惯例,进行融合支持才更有效”。成均馆大学企划调整处长이준영表示:“应摆脱研究领域→预算→放宽监管的现有支持体系,寻求范式转换。”光州科学技术院(GIST)教学·研究副校长朴来吉提出生态创新的必要性,称:“政府研发支持金额中,非研发的比重高于研发,实际投入研究现场的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
汉阳大学ERICA校区全球创新集群中心主任金奉勋批评说:“我看了一个规模1.1万亿韩元、为期7年的研究项目,竟然没有关于如何打造实际商业模式的投资计划。”这与在政府大力推进半导体、电池、尖端生物、量子技术、航空航天等12大国家战略技术开发的背景下,必须着眼于开创新市场的观点不谋而合。
韩国能源工科大学校长尹义准握紧拳头表示:“地方消亡的担忧不断出现,应像德国那样由地方政府出面,与产学研一道认真思考如何在产业和人才培养两方面都实现创新”,“应在研究现场通过质化评价体系创造有影响力的专利,并连接到技术产业化”。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地区创新、增强国家竞争力。忠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申惠恩表示:“要把范式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增长,就必须从研究设计阶段起就激活IP-R&D战略”,“只有产出优秀专利并连接技术产业化,才能成为科学技术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