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债务人被视为家庭贷款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他们一旦违约,会同时波及多家金融机构,并可能演变为金融系统性风险。但对多重债务人的风险管理并不容易。客户结构较为多元的银行等尚能积极进行风险管理,而储蓄银行等第二金融圈却无法摆脱按贷款总额计超过三分之一的多重债务人。专家指出,眼下不应仅以持有贷款的金融机构数量来界定多重债务人,而应按贷款类型细分,采取精细化的应对与风险管理,即评估风险程度,优先从高风险群体着手管理。
据NICE评价信息28日数据,与2019年12月末相比,今年9月末多重债务人占比扩大0.5个百分点,至22.7%。同期他们持有的贷款金额占比缩小0.7个百分点,为33.0%。分行业看,储蓄银行和资本(Capital)行业的多重债务人占比与贷款金额占比均有扩大。其余行业则是多重债务人占比上升,但贷款金额占比下降。不过,第二金融圈中面向平民贷款业务较多的储蓄银行,无论按借款人数量(64.8%→69.8%)还是按贷款金额(69.9→76.2%)计算,都是全行业中多重债务人占比最高的“火药库”。
多重债务终究难免成为金融市场的薄弱环节。因为在加息周期中偿债负担会加重。尤其是偿还能力不足的20多岁和60多岁年龄层的多重债务人正在激增,一旦其贷款出现不良,可能波及整个金融系统。此前共同民主党议员陈善美办公室9月公布的资料显示,截至6月末,20多岁多重债务人为38.7万人,今年以来增加1.8万人;60岁以上多重债务人为55.8万人,增加9000人。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同期30至50多岁的多重债务人减少1.9万人。
专家指出,随着金融环境急剧变化,仅推算多重债务人规模的传统方式难以支撑金融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执行。这是因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日益高端化,加之受新冠疫情影响的偿还延期等措施,指标上的潜在不良率正在下降。多重债务人的潜在不良率从2018年12月末的6.97%降至今年9月末的4.70%,下降了2.28个百分点。同期非多重债务人的潜在不良率仅从1.57%降至1.47%,下降0.1个百分点。潜在不良率是指逾期30天以上借款人的比例。逾期90天以上的长期拖欠被归类为债务违约。因此潜在不良率下降可被解读为违约风险减少。
但专家认为,不能仅凭表面指标就放心。因为多重债务人整体规模扩大,掩盖了隐藏的高风险群体。NICE评价信息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利用年龄、收入、职业等变量筛选高风险群体的阶段,还应关注“贷款类型”。NICE评价信息研究中心经理申承道解释称:“在众多逾期因素中之所以聚焦贷款类型,是因为便于判断成为高风险多重债务人的过程。”
实际统计显示,仅持有银行贷款的多重债务人潜在不良率为0.3%,在银行和非银行均有贷款的多重债务人为4.1%,仅在非银行持有贷款的多重债务人为7.6%。同样,仅在1个行业持有贷款的多重债务人潜在不良率仅为3.0%,2个行业为4.3%,3个及以上行业为5.7%。
信用贷款占全部贷款30%以上的多重债务人潜在不良率为6.8%,高于占比不足30%的多重债务人(1.6%)。综合这些变量,违约风险相对较高的高风险多重债务人特征可概括为“持有非银行行业贷款”“在2个行业持有信用贷款”“信用贷款占比30%以上”等。此类高风险群体占全部家庭贷款借款人的9.2%,其潜在不良率高达8.2%。其中信用贷款来源为高利率的专业信贷金融公司、储蓄银行、消费金融(贷金业)等的超高风险群体占8.7%,潜在不良率为8.6%。
在加息周期中,需要对高风险多重债务人进行贴近式管理。自今年4月以来,他们直接承受了连续六次基准利率上调的冲击。据韩国银行数据,按银行业新发放额计算的信用贷款利率为6.62%,9个月内跃升1.50个百分点。韩国银行分析称,基准利率每上调0.25个百分点,家庭贷款借款人人均年利息负担平均增加约16.4万韩元。
此前韩国银行在9月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称:“需警惕利率上升导致潜在风险现实化的可能性”,“随着利率上升加重偿债负担,低收入及小微自营业者、家庭脆弱借款人(多重债务人中的低收入、低信用者)、过度借贷者、边缘企业等脆弱部门的不良风险将上升”。祥明大学教授徐智龙也指出:“(在潜在不良现实化之前)有必要审慎研究,结合多重债务人的贷款类型和借款人特征推出定制化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