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联盟要求将安全运费制扩大至全部品类并展开集体拒运,但2016年曾全面实施类似制度的澳大利亚仅14天后就予以撤销。原因在于副作用太大。尤其在韩国,决定安全运费的安全运费委员会存在的"倾斜的运动场"问题,被视为加剧副作用的原因。
据24日澳大利亚政府发布的《道路安全运费制(Road Safety Remuneration Act)对中小企业的影响》报告,因该制度而"对经营产生担忧"的货运业从业者比例高达62.7%。还有从业者表示遭受了暂时性经济损失(34.3%)或持续遭受经济损失(23.9%)。正面回应仅占3.7%。部分货车车主因无法承受断单等困境而自尽。
调查显示,澳大利亚2016年针对全部品类实施的道路安全运费制,反而削弱了长途货车车主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政府在报告中表示,"不应试图通过运费法制化来解决运输产业的安全问题",并提出强化货车司机资格、缓解老龄化等替代方案。
实际上,引入安全运费制时所期待的安全改善效果在韩国也并不明显。据韩国国土交通部数据,安全运费制实施前的2019年牵引式货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21人,而去年增至30人,增长42.9%。牵引式货车事故件数同期也从690件增至745件,增长8.0%。适用安全运费制的集装箱、水泥车辆占牵引式货车的78%。
这也是国土交通部主张将安全运费制的日落期限延长3年、但反对扩大适用品类的原因。目前适用安全运费制的集装箱、水泥易于标准化和规格化,但其他品类的产品和运输形态等特性多样,统一核定运费在现实中不可行。国土交通部相关人士指出,"汽车、危险品等品类的货车车主收入优于集装箱、水泥货车车主,适用安全运费制的必要性较低","若扩大品类,不仅进出口会受到打击,国内主要产业的物流费上升还可能导致物价上涨等国民负担加重"。
贸易界指出,在物流成本本已高企的情况下又实施安全运费制,使出口竞争力下降。据韩国贸易协会数据,安全运费制实施后近3年,出口企业的集装箱内陆运输运费上涨24%至42%。企业物流费占销售额的比重从2005年的9.7%持续下降至2018年的6.5%,但2020年回升至7.1%。进出口企业将原材料价格上涨(25.4%)与物流费上涨(18.0%)列为今年第四季度最大的经营困难因素。
也有人担忧,即使不扩大品类,若不解决安全运费委员会不合理的决策结构问题,副作用仍将持续扩大。该委员会如最低工资一样每年决定安全运费,由货车车主代表3人、运输事业者代表3人、货主代表3人、公益代表4人组成。运输事业者与货车车主在提高运费上利益一致,货主方的意见难以得到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