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1年降至0.8人,每年都在刷新世界最低生育率纪录。事实上低生育率并非一朝一夕的问题,过去十多年间在低生育率对策上投入了超过200万亿韩元的巨额预算,生育率却仍在持续下降,因此现在必须冷静地重新评估低生育率对策。现有的低生育率对策一直聚焦于对保育及教育费用的资金支持,以及支持女性兼顾工作与家庭。其核心是发放生育奖励金和儿童津贴、补贴保育费,并鼓励母亲和父亲休育儿假。也就是支持养育费用,并让父母为照顾子女而中断工作变得更容易。
然而,只看极其简单的统计数据就能推测出这类政策的实效性不可能高。以2020年为准,女性配偶年龄在40~45岁的夫妇中,收入最高20%和最低20%的夫妇子女数分别为1.85人和1.69人,差距仅为0.16人。相反,收入最高和最低20%的月收入分别为1031万韩元和247万韩元,差距高达784万韩元。在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下子女数却相近,意味着低生育率并非收入问题。因此,靠补贴儿童津贴和保育费绝无可能提高生育率。尽管如此,政策当局对低生育率源于金钱的认识十分强烈,甚至在2013年发布报告称养育一名子女的费用高达3亿韩元,低生育率对策也始终固守大量投入补贴的方式。既然不断扩大毫无效果的补贴政策对象、提高补贴金额,那么在天文数字般的预算之下生育率仍持续下降,可以说是早已注定的结果。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教授50年前就已指出的,低生育率的真正原因正是投入子女保育与教育的时间成本。过去曾有这样的时代:当工作与家庭冲突时,女性不得不舍弃工作而选择家庭。然而现代社会中不婚和晚婚正快速增加,工作与家庭之间的权衡已与过去不同。也就是说,在不辞掉工作就无法照顾子女的条件被放任不管的情况下,仅仅增加育儿假并不能提高结婚率和生育率。相反,人们需要的是即便不停下工作,子女也能充分健康成长的环境与体制。只有能把父母、尤其是母亲从子女保育和教育中解放出来,才能稍稍期待生育率的反转。
人们通常认为母亲被束缚在婴幼儿照护上,但最近被学龄子女束缚的情况反而在加剧。尤其是小学生子女,初高中生子女的情况也在逐渐变化。归根结底,如今重要的不仅是保育,还要在教育阶段解放母亲。必须确保为小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后照护,初高中也应从盲目的高考备考机构,转变为让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走向成熟的空间。也就是说,无论是保育设施还是学校,都需要成为能够放心托付子女的地方。只要教育当局者对这些问题闭目塞听,就难以期待低生育率趋势的反转。
最近政府推出了第四次基本计划:从2022年起对出生婴儿每月发放30万韩元婴儿津贴(到2025年提高至50万韩元),若12个月以下婴儿的父母同时休育儿假,则在3个月内向夫妻各自每月支持300万韩元。政府计划到2025年为此类对策投入196万亿韩元。这是明知是无底洞却仍要继续加水的蛮干政策。相比之下,让第三个子女无条件进入首尔大学这种荒唐主张似乎都还更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