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由私募基金引发的大规模金融欺诈事件使国民遭受重大损失。衍生结合基金(DLF)、Lime与Optimus事件、德国Gentoo与Heritage基金、意大利医疗保健基金等,多得数不清。受害金额合计超过6万亿韩元。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此类欺诈性产品的销售由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等持续进行了数年。因此,与过去不同,受害者不再只是少数高资产人士,众多普通国民似乎也遭受了损失。
有人认为,欺诈性运作与销售之所以能够长期未被查处,原因在于制度问题以及金融监管不力。但我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过于薄弱的金钱制裁,以及在补偿上吝啬的内部举报制度,才是核心原因。
以美国为例,对证券欺诈处以数亿美元制裁金和罚金的情况屡见不鲜。并以此为财源设有对内部举报人的奖励制度。奖金从数十亿韩元到数百亿韩元的案例也很容易找到。尤其是内部举报均可匿名进行。此外,通过律师代理举报,以及对身份的彻底保护都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举报人大多能继续留在被举报公司工作。
相反,我国直到最近才承认匿名举报。但奖金上限仍为10亿韩元,据了解实际执行每件仅数千万韩元。更重要的是,这只在上市股票不公平交易监管部分得到承认,对于与基金欺诈相关的集合投资运作、销售等其他一切条款的违反行为,并未设立内部举报或奖金制度的依据条款。
美国规定,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民事制裁金和司法当局的罚金等可用作奖金财源。还设有公平基金(FAIR FUND)制度等,用国家向违法行为人征收的制裁金、不当得利补偿普通投资者的损失。但在我国,从今年上半年国内处罚情况的报道来看,对某证券公司处以的50亿韩元级罚款为最高额。大部分仅为数亿韩元、数千万韩元。不仅如此,罚金或不当得利要通过刑事审判由司法机关判决执行,规模也非常微弱。尤其是被收归国库,对弥补受害者损失并无帮助。
目前,这一制度空白正靠国民舆论与韩国金融监督院的纠纷调解制度相结合暂时予以弥补。但现实仍是,大型金融机构否认根本性的法律责任,只是被国民舆论推着做出接受结果的样子。据说美国之所以强化内部举报制度,是因为认定金融公司的“道德风险”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经历了大型私募基金事件的我国,也到了从根本上整备相关制度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