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阴云正在聚集。受俄乌战争和主要国家激进加息等影响,世界经济出现同步衰退迹象。依靠出口为生的韩国也遭受直接冲击。贸易收支已连续7个月逆差。这是外汇危机爆发前那段时期以来25年间首次出现的情况。
令人担忧的是,衰退局面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中央银行为抑制物价维持高利率趋势,全球需求萎缩正在成为现实。这对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韩国只会带来不利影响。主要研究机构已纷纷下调韩国明年的增长率。不仅民间机构,连国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也把明年增长率下调至1.8%。部分外资金融机构甚至给出0%区间增长的黯淡预测。
此类危机仅凭企业之力难以克服。政府、政界与国民必须同心协力。但看看韩国当下的情形,只能叹气。美国也在通过《通胀削减法案》(IRA)等竭力吸引投资,而韩国政界对此毫无兴趣,只一味纠缠于“你死我活”式的政争。特别是由于占据国会169个席位的共同民主党的阻挠,为经济复苏所需的主要法案修订工作处于停摆状态。以扩大设备投资税额抵扣为主要内容的“半导体支援法”便是代表性例子。竞争国家为掌握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核心产业——半导体的霸权而拼死一搏,而韩国自8月提案以来已被搁置在国会3个月。本来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地位就在迅速萎缩。据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数据,全球市值前100大半导体企业中,韩国企业仅有3家。与竞争国中国(42家)、美国(28家)、台湾(10家)等完全无法相比。就连入围百强的这3家,市值排名也在不断后退。Samsung Electronics从2018年的第1位下滑至今年的第3位,海力士从第10位跌至第14位。去年11月成立时排在第80位的SK Square,目前勉强位居第100位。竞争国在扩大投资税额抵扣、下调企业所得税等方面竭尽全力,而我们不但没有支援,反而因监管加强而处处设障,竞争力下降理所当然。
法律与制度令企业为难的事例还有无数。先看劳动法制。新冠之后,工作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正在改变。但韩国的劳动法制不仅没有变得灵活,反而日益僵化。在竞争国最长可允许3年的弹性工时制,在韩国被限制为6个月。财界一直要求允许以替代劳动接替因罢工中断的业务,但野党丝毫不为所动。政府口头上说“将使工作时间更灵活”,实际上却回避将其列入对策会议议题。只顾看工会的脸色,迟迟不敢挺身而出。
令人遗憾的是,连政府只要下决心随时都能纠正的监管也被置之不理。仅以电动汽车充电器为例,按产品种类不同审批机构也不同,导致产品上市延迟,造成巨额成本。这只需修订施行令就完全可以纠正。产业现场此类不必要的监管比比皆是。仅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向政府建议改善的就达120件。受各国激进加息影响,世界经济正陷入衰退泥潭。这类外部利空我们无法控制。但如果连我们能做的事都不做,那只能说是没有意愿去做。从现在起就应带着紧迫感着手挽救经济。其起点应是监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