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价迟迟未能得到控制。10月消费者物价上涨5.7%,涨幅在3个月后再度扩大。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韩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金洪基9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韩国银行的基准利率上调速度必须比现在快得多。”金教授强调:“要控制物价就必须加息”,“基准利率至少应上调至美国的水平。”利率越高,规模达1900万亿韩元的家庭负债就越难软着陆。他警告称:“即便承受家庭负债之痛,也必须加息”,“若不这样做,控制物价将付出更多成本。”
——很多人说当下经济处于危机。我国经历过外汇危机和金融危机两次大的经济危机。与当时相比,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
△外汇危机时,由于企业过度投资,不仅企业,金融机构也出现不良。由此进入国内的海外资本迅速流出,外汇出现问题。在克服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许多企业倒闭,出现了大规模失业。金融危机则源于美国金融机构以住房抵押贷款资产为基础发行的衍生金融产品因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变成不良资产。投资这些产品的全球投资者无法收回资金而破产,导致金融体系崩溃。如今虽说经济困难,但与当时相比并不那么严重。
——若要诊断当下经济,可以说处于什么状态?
△新冠危机中大规模释放的流动性导致资产市场泡沫。可以说现在是泡沫破裂并回归正常的过程。考虑到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状况等,实体经济并非处于严重糟糕的状态。但存在高物价、高汇率、高利率等“三高”带来的问题。
——如果是泡沫的正常化,那么当下的困难是必经过程吗?
△在新冠局面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为保护脆弱群体而扩大财政支出、增加货币供应量。结果资产价格暴涨,由此产生的果实归于拥有资产的人。需要有一个纠正这一状况的过程。经济变化越急剧,冲击越大。因此调节速度的能力很重要。现在正是政策当局和中央银行展现实力的时候。
——政府此前的说法仿佛物价不久就会趋稳,但现实是看似将被控制的物价又在上涨。物价如此大幅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新冠导致全球供应链动摇,加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供给端出现问题。也有货币大量投放致需求增加的原因。尤其是去年以来被压抑的需求集中爆发。物价上涨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美国联邦储备制度(Fed,美联储)犯了大错。物价从去年就已开始上涨。当时美国曾就物价上涨是否为暂时性展开争论,美联储判断为暂时性。因此没有加息,这是巨大的判断失误。结果只能迟迟地急剧加息,由此带来的强势美元推高进口价格,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遭受高物价。
——美联储近期连续四次实施“巨幅加息(上调0.75个百分点)”,并预告将继续加息。预计美国基准利率还会上升多少?
△虽不太清楚,但至少会加息到通胀预期平息为止。过去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抑制通胀预期,曾以远比现在更急剧的幅度上调基准利率。他被评价为充分履行了“通胀斗士”的角色。
——美联储此前有过幅度大于巨幅加息的情况吗?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美国物价上涨幅度远大于现在。美联储为控制物价而上调基准利率,其影响导致就业等宏观指标出现问题。美联储为缓解副作用,向市场发出不再加息的信号。结果市场认为物价还会继续上涨,通胀预期反而进一步升高。沃尔克前主席上任后开出猛药,一次性加息超过4个百分点。此后通胀预期才得以控制,随后相当长时间内物价保持稳定。杰罗姆·鲍威尔主席也会走上类似道路,而且只能如此。因为经济学的基本逻辑是:通胀越严重,抑制通胀的成本越高。
——全球物价上涨的最大原因在于供给减少。要控制物价应增加供给,反过来以压缩需求的加息来应对是正确的处方吗?
△短期内难以增加供给。那就只能通过加息压低需求以匹配供给。哪怕如此,也必须控制物价,才能减少长期成本。
——韩国银行也应如此吗?
△我国与美国相比,存在“国家风险”等多种风险。理所当然我们的利率应高于美国。但现在利率却低于美国。照此下去,进入国内的海外资本将流出。要防止这一点,韩国银行至少应把基准利率对齐美国的水平。加息速度有必要比现在快得多。
——我国家庭负债达1900万亿韩元。即便加息不可避免,也应避免家庭负债炸弹引爆吧?
△当然必须防止家庭负债炸弹引爆。例如有把浮动利率转换为固定利率的安心转换贷款,但转换所需的资格条件很严苛。政府应包括修整此类制度在内,制定家庭负债软着陆的综合对策。从根本上看,只能承受加息带来的痛苦。
——高物价、高汇率乃至高利率看起来都难以靠我们自己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做什么?
△我们无法改变世界的潮流。仅就利率而言,外国加息而只有我们降息就会出大事。也要留意比我们更大的英国,最近贸然推进减税后市场剧烈震荡。英国说要减税,却没有努力削减支出。贸然出手做点什么,可能会吃大亏。比如,绝不该考虑因为经济不好就扩大财政支出的尝试。
——财政政策该如何施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可以选择对象。现在货币政策处于极强的紧缩基调,脆弱群体正承受巨大痛苦。财政政策应聚焦于照顾这些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很重要。
——与家庭负债一样问题重重的企业负债对策想必也很重要。
△政府对新冠期间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本息偿还持续延期。若放任不管,问题最终会变大。明年应收回贷款。在那之前必须加快对边缘企业的结构调整。边缘企业结构调整的说法在新冠之前就有。结构调整越拖延,具成长性的新生企业诞生就越晚,正常企业的损失也越大。在推进边缘企业结构调整的同时,还需重新确立产业政策。
——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长期以来,世界形成了在成本低廉之地生产物品、再进口使用的产业结构。后来随着美中霸权竞争加剧,人们感到有必要以价值共享的国家为主凝聚起来。但正如美国的《半导体与科学法》《通胀削减法》所显示的,如今我们认识到,即便在价值共享的国家之间也可能出现问题。共享价值并不意味着利害与利益一致。必须站在国家百年大计的层面,切实制定适应变化环境的新产业政策。
——制定产业政策时,似乎也应研究降低对中国依赖度的方案。
△我国出口的25%由中国消化。近期出口增速放缓、甚至转为负增长的最大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衰退。显然需要努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度。不过必须考虑降低依赖所带来的转换成本。中小企业不易承担转换成本。维持十年以上关系所确保的销售网络要突然更换非常困难。政府应细致审视这些方面并谋求支援方案。需要降低依赖的国家并不只有中国。日本的出口管制曾使材料、零部件、设备行业陷入巨大困难。应认识到在所有领域依赖特定国家时产生的风险,并在国家层面监测和管理此类品目。
——已降至2%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有什么办法能重新提升?
△一些学者称潜在增长率已接近0%。提升潜在增长率的方法很简单:培养创造型人才取代原有的模仿型人才,追求超级差距技术。但在如今这种状况下,无法期待人才培养。在冻结大学学费14年的情况下说要培养人才,那是谎言。教育不是免费就能办成的。
◆He is…
1960年生于忠北贤都,毕业于首尔大学国际经济学系,并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韩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现担任韩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还担任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自我评价委员长、规制改革审议委员长等职。曾任金融发展审议委员会委员、债券金融机构调整委员长、财政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公共资金管理委员会委员、韩国开发政策学会会长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