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24年来首次出现的通胀危机,一直以团结一致应对的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正在内外受到动摇。政界和政府称基准利率上调步伐“虐待式”,甚至搬出已被搁置十年的“列席发言”制度来施压韩国银行。金融货币委员会内部也出现越来越多声音,认为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应调节加息速度。韩国银行当初表示将在观察美国联邦储备制度(美联储)的决定后再调节加息的速度与幅度,但在1日至2日(当地时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召开之前就已被踩下刹车。
1日在国会政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国民力量党议员尹昌铉表示:“这是由供应链冲击引发的通胀,仅以加息从需求侧应对,岂不是虐待式加息”,“韩国银行法中有列席发言权,(韩国金融委员会)副委员长是否可以出席金融货币委员会,考虑金融市场整体状况传达(这样的)意见”。对此,金融委员长金周显表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会予以考虑并采取措施”,由此争议扩大。
列席发言是以韩国银行法第91条为依据的制度。根据该条款,韩国企划财政部次官或韩国金融委员会副委员长可列席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并发言。不过韩国金融委员会副委员长只能就金融委员会主管事项进行列席发言。即便法律规定的列席发言权行使再合法,仅提及此事本身就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会严重损害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列席相关规定自1962年起就写入韩国银行法,但真正具有意义是在1998年4月实施的第六次修正案之后。当时第六次修正案的核心内容是,把韩国银行原有的银行监管职能剥离,作为交换为保障其独立性,将原由财务部长官担任的金融货币委员长一职移交韩国银行总裁。在此过程中,政府为制约韩国银行,把条文中的“列席”改为“列席发言”,还加入了如判断与政府经济政策相冲突可要求“复议”的条款。此前由于财务部长官是金融货币委员会议长,次官列席只具有旁听程度的意义,而在第六次修正案实施后则成为实质性的制约手段。
不过,由于顾虑到侵害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批评,列席发言的使用较为有限。在列席发言正式引入之后,仅有1998年4月9日、1999年1月7日和1月28日、1999年6月3日共4次。此后一度中断,在李明博政府时期恢复,2010年至2013年政府人士多达46次出席金融货币委员会。当时侵害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争议持续不断,最终在朴槿惠、文在寅政府期间一次都未使用,事实上已被搁置。
韩国银行此前多次表明否定立场,认为列席发言和复议要求侵害中央银行独立性。其理由是货币政策要发挥效果,必须保障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前总裁李柱烈2019年出席国会时表示:“(列席发言)既不行使也无实效,但仅其本身就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干预”,“不如干脆取消该制度”。总裁李昌镛也在今年初准备人事听证会的过程中表示:“有可能被误解为政府对货币政策决定行使影响力或干预,因此并不可取”。
韩国银行认为,此次金委员长提及列席发言只是原则层面的表态,并不意味着实际会实施。李总裁也多次表示“韩国银行独立于政府”,因此损害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情况发生可能性较低。但市场解读认为,仅暗示列席发言的可能性,就已间接传达了政府对急剧加息的不满情绪。分析认为,要求考虑金融不安等加息副作用的外部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此外,两名持少数意见的金融货币委员会委员的出现,也为调节加息速度的可能性增添了力量。在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的10月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朱尚泳、申成焕委员提出仅应上调25个基点的少数意见。据1日公开的会议记录,一位委员表示:“在不过度收缩经济与就业的前提下,为使中期核心通胀率稳定在2%左右,基准利率的上限约在3%出头”,“达到该水平后,应在确认通胀的下行速度和向目标值收敛的可能性的同时加以应对”,表现出慎重态度。
另一位提出上调25个基点意见的委员同样强调:“维持货币政策的紧缩基调是可取的,但其程度以不过度为宜”,“比起因担忧资本外流、汇率上升而采取的先行性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发展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在实体经济与物价路径的风险管理层面更为可取”。
值得关注的是,在10月金融货币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上调50个基点意见的4名鹰派(偏好货币紧缩)委员中,也有不少人表现出慎重立场。其中一名委员担忧紧缩的可能性,未就今后的加息幅度与速度另作表态;两名委员表示应观察国内外增长、物价走势及金融状况后再作决定,态度慎重。仅剩的一名委员强调先行性货币政策,称“应加快基准利率上调,尽早将政策基调转向紧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