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01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 不断升温的全球悲伤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戴维·罗萨多、露丝·休斯和贾明·哈尔伯斯塔特分析了2000年至2019年间美国47家热门新闻媒体所刊发文章的2300万条标题。结果显示,传递愤怒与恐惧等情绪的负面标题占比极高。

文化的负面倾向反映了现实。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机构(GSS)请一般大众评估自身感受到的幸福程度。1990年至2018年间,将自己归入最低幸福水平区间的美国人比重增加了50%以上。而且这还是疫情之前的事。

国外情况更为严峻。盖洛普每年对140多个国家的15万人询问他们生活中的感受。在去年进行的调查中,与压力、悲伤、愤怒、忧虑、身体痛苦等相关的负面情绪创下历史最高点。

在同一调查中,盖洛普请受访者评估自己的生活处于0到10的哪一刻度上。其中0意味着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生活,10意味着最好的生活。16年前,全球受访者中仅有1.6%将自己的生活评为零分。然而,去年回答自己正过着可想象的最糟糕生活的受访者比15年前增加了四倍。他们感受到的不幸强度也在加大。2006年处于最低20%的受访者给自己打出的评分为2.5。15年后的去年,同一群体受访者的自评平均分降至1.2。

盖洛普首席执行官(CEO)乔恩·克利夫顿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表示,2021年印度国民中有21%给自己的生活打了0分。他指出,印度、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的负面情绪水平正在上升。很多人在职场感到悲惨。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回答在职场表现良好的人占20%,回答漠不关心的占62%,回答悲惨的占18%。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共同体的崩塌。民调显示,地球上有20亿人极其厌恶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甚至不会推荐给朋友。这种现象在中国和印度尤为严重。另一部分原因是饥饿。2014年世界人口的22.6%面临温和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到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30.4%。

身体痛苦的增加也是问题。2006年,将自己生活评为最差的人中有30%表示每天都在经受痛苦。去年,这些人中有45%回答每天带着痛苦生活。疫情之前,回答经常体验痛苦的人的比重在所有年龄层都有所增加。

笔者对这些数字大为震惊。中国和印度比以前更富裕了。但经济发展并不总能带来福祉。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开发扩大了不平等。这正是克利夫顿在题为《盲点:全球层面不幸的增加,领导者们如何忽视了它》的著作中阐明的要点。我们在衡量国民幸福度时,传统上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等物质标尺。但这作为评估人们实际体验的生活的尺度并不合适。

选民感受到的不幸会影响政治。关于这一点,詹姆斯·卡维尔留下了一句名言:“问题在经济,蠢货。”

但那是狭隘的想法。真正的问题是共同体凝聚力、被尊重的感受、社会连接等人所感受到的幸福情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乔治·沃德主张,主观福祉的尺度在预测选举结果方面比经济尺度更为契合。阿拉伯起义之前,突尼斯和埃及的福祉指数下降。英国脱欧(英国退出欧盟)之前,英国的福祉指数同样下滑。在2012年选举中把票集中投给共和党、并在2016年大选中支持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各县居民,把自己的生活评为最糟。

如果不幸指数继续上升,未来会发生什么?首先,民粹主义的水位会上升。其次,整体性的公民骚乱会增加。根据全球和平指数,暴动与罢工等公民不满在2011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244%。

我们生活在情绪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世界。自盖洛普调查开始以来,世界人口中的前20%一直享有最高水平的幸福与福祉。最低的20%则体验着最糟的生活。这从根本上是不公正且不稳定的状况。世界的情绪健康状态正在支离破碎。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