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出租车业界反对而最终不得不停止业务的所谓“Tada事件”已过去数年,但韩国国内初创企业界仍在原地踏步。相反,政府对初创企业与既有业界的矛盾处理不温不火,问题反而在扩大。
本月4日,政界提出《公认中介师法》部分修正案,规定公认中介师须强制加入韩国公认中介师协会,Zigbang、Darwin中介等房产科技(基于房地产的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强烈反对。该协会还提出“只向卖房者收取房地产手续费”,着手争取舆论支持。法律服务平台“LawTalk”和退税服务“SamJjeomSam”也是典型的冲突案例。
相信初创企业创新成长而投入资金的风险投资(VC)比谁都更为苦闷。Seoul Economic Daily 27日采访的4位VC代表一致表示:“需要政府和政界作出决断,以便基于数据检验平台型初创企业的创新性。”他们主张,不应顾虑双方脸色,而应敞开来客观检验创新性。
VC业界认为,“专业职业”占优势的市场排斥平台型初创企业的出现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将其本身视为禁忌。律师、医生、税务师等以进入壁垒为基础,试图维持信息不对称和高销售单价。但大多数平台经营者都将消除信息不对称作为业务模式。
Premier Partners代表郑成仁表示:“LawTalk开展业务的法律咨询市场是信息不对称极大的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中,供给方团体拥有力量,围绕服务单价下降,短期内不可能不发生利益冲突。”
VC业界关注的是,平台型初创企业从长期看有助于扩大整体市场增长和消费者效用。软银创投副社长姜东石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如果平台型初创企业的服务是‘为了客户’的,就会投资”,“如果初创企业能证明这类服务可以把市场整体蛋糕做大,说服既有业界或政界的余地就会增多。”
VC们指出,政府和政界未能忠实履行调解者角色,导致平台型初创企业的创新尝试受阻。郑代表担忧道:“如果形成用法律或制度来阻挡既有集团抵抗的先例,想在新领域创业的人的意愿和选择范围都会变窄。”DSC Investment代表尹健洙表示:“这些企业如果没有什么事,2~3年就能出成果,但一旦产生摩擦,投资回收期就会拉长,估值也会受影响”,“这类公司不仅后续融资不易,在应对诉讼过程中主业还会遭受重大损失。”
VC们指出,政府和政界不应只专注于初创企业与既有业界之间的“力学关系”,而应能以“科学的”方法检验平台型初创企业的成长路径。姜副社长表示:“至少应有一个积累2~3年数据、讨论既有业界所持的不安或逻辑是否妥当、实际问题究竟是什么的过程”,“如果经过测试得出新的结论,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消费者都会是好事。”
他们建议VC业界制作能证明初创企业社会贡献度的数据。尹代表提议:“虽然有很多‘创新带来创造性破坏,从而创造新就业’的命题,但能用数字加以证明的数据并不充分”,“风险投资协会等应获取每单位投资额的就业创造效果等数据。”
Smilegate Investment代表南基文表示:“医生团体曾担心非面对面诊疗服务活跃后,患者都会跑到大学医院,但试行远程诊断后,相关疑虑大多消失了”,“可以先试行开展业务,之后再弥补副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