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9 | 세종=우영탁 기자

就像引进宝洁总部的新加坡…“政府应先向企业提出投资激励”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随着美中霸权竞争加剧,企业“去中国化”现象日益明显。全球企业纷纷从中国撤出业务,或将生产基地迁往印度、越南等地。专家指出,韩国有必要善用这一趋势。尤其强调,若发挥韩国作为尖端产业发达的制造业强国这一独有特点,完全可以成为替代中国的投资目的地。

新加坡分析全球企业业务

展示与本国技术结合的协同效应

P&G满意其提案…将美国总部迁入

日本排外、台湾地缘政治风险

与美中均签FTA,市场进入便利

对外国企业而言韩国是好投资地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政策研究生院教授李时旭19日强调:“就像捕不到鱼就要去找鱼一样,我们政府应主动向全球企业提出反向提案,告诉它们‘不妨考虑投资韩国’。”他并以新加坡为例。他介绍说:“新加坡分析了全球企业P&G的业务,寄送了一份报告,内容是‘若与新加坡的某些技术结合,既能做出好成果,也能开拓新市场’”,“此后P&G可能是满意新加坡的经营环境,将总部从美国辛辛那提迁至新加坡。”

崇实大学全球通商系教授徐正民表示:“印度、越南与韩国的产业结构本身不同,在‘中国大迁出’现象中,我们确实拥有优势”,“中国以工资水平看跨度很广,低薪产业可能转向越南、印度,但高薪产业中与韩国重叠的领域很可能转到韩国。”他指出:“高薪产业即便比重较小,附加值大,对韩国而言并不坏。”

西江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许允也判断:“印度官僚的随意性比我们大,越南存在体制风险”,“这些国家在监管体系等经济整体上不透明、可预测性低,难以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地。”李时旭教授也指出:“美中矛盾在半导体、电子、电池等高科技产业中,对韩国有利的可能性不小。”

他们认为,与日本、台湾等相比,韩国也有自身优势。日本的排外文化、台湾的两岸关系风险是致命弱点,而韩国在这些方面相对更好。许教授解释说:“正如被日本检方逮捕后藏身音响设备箱逃离日本的日产会长卡洛斯·戈恩的案例所示,日本特有的对外国人的歧视,会让外国企业判断在日本难以成功投资”,“台湾物价和人力成本都便宜,但危险到甚至出现‘第二个乌克兰’的预测。”

与美国、中国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也被视为韩国独有优势。由于可轻松进入两边市场,在两国市场间权衡的企业可能把韩国作为替代选择。徐教授表示:“一直停留在修辞层面的‘FTA枢纽国家韩国’,如今形成了真正可以运作的结构”,“美国像USMCA那样对与其签署FTA的国家给予很多利益,而日本和欧洲并未与美国签FTA。”他说:“除非是瞄准美国市场本身而要进军加拿大、墨西哥的企业,在亚洲,韩国是很好的投资市场。”

专家们一致认为,韩国要成为全球投资枢纽,必须改善加大不确定性的不必要监管。特别是像“Tada”这样的新产业,一项监管就可能决定业务存亡,因此有必要引入除明确禁止事项外全部允许的“负面清单监管”。政府应积极作为,发挥韩国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特点,使全球企业能把韩国用作新技术的试验场。

许教授表示:“虽说通过回流法等给回国企业提供优惠,但坦率讲谁都知道没有实效吧”,“政府应通过劳动改革等,努力营造良好的企业环境、便于企业经营的环境。”他接着批评说:“新产业相关监管往往处于空白状态,但正如Tada、远程医疗的案例所示,创意丰富的企业家正被‘一项监管就可能被迫关停业务’的强迫观念和不确定性所困扰。”李时旭教授建议:“像韩国这样消费者反应速度快的国家不多”,“为了让(韩国)被用作新产业试验场,至少应就新产业解决监管问题。”

韩国消费者对潮流反应快

以“负面清单监管”营造环境

可被用作新技术试验场

海外关注与三星集团、现代汽车合作

增加对国内企业的政府支持

应积极宣传“便于经营的韩国”

东国大学国际通商系教授李学老强调对本国企业的投资与培育。他解释说:“归根结底,海外之所以投资韩国,是因为三星集团、现代汽车、LG新能源这样的企业留在韩国持续经营”,“正是这些企业构建价值链并引来海外投资,因此既要加强对这些企业的支持,也要培育新的全球企业。”仁荷大学国际通商系教授郑仁教强调:“政府有必要提出长期增长战略,展示能让海外企业信赖的方案。”

海外的支持方案也值得参考。据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发布的《主要发达国家外国人直接投资政策变化及启示》报告,香港和新加坡以庞大的现金支持吸引海外投资。新加坡的现金支持尤以规模和匿名性著称。李学老教授说:“我问一家进军新加坡的企业‘为什么选新加坡而不是韩国’,得到的回答是‘获得了非常多未公开的支持’。”相反,韩国虽已引入现金支持制度,但在运营方面存在制约,无法像香港、新加坡那样广泛运用。郑教授指出:“归根结底,美国、英国、日本的投资引进政策核心都是补贴。”

新加坡还如P&G案例那样,由国家先行提出“企业定制化解决方案”。李时旭教授强调:“新冠疫情之后,坐等鱼上钩式的投资已经行不通”,“需要审视对方企业的经营条件和技术,主动反向提案的积极投资政策。”新加坡在引进P&G投资之后,仍不断询问“需要什么”,并培养或引进其所需的专家。为培育企业需要的人才,还轻易调整了大学课程。这在连首都圈工科院系扩招都不容易的韩国难以想象。

韩国的对外投资也应积极鼓励。李时旭教授解释说:“如果说过去韩国专注于制造商品出口的商品收支,那么现在有必要专注于把海外直接投资赚取的利润与分红带回国内的所得收支”,“这意味着韩国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其他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普遍高于外国人直接投资。”

对于去中国化现象将持续多久,意见不一。许教授判断:“‘中国大迁出’会持续30年”,“中国特有的体制风险与美国对华监管带来的风险叠加,中国市场的稳定性正迅速下降。”郑教授也认为:“技术水平越高,就越会感到在中国经营的威胁。”相反,李学老教授表示:“外国企业当初去中国是有原因的”,“《通胀削减法案》(IRA)也是政府人为阻挡市场趋势,效果能持续多久还是未知数。”李时旭教授也指出:“19世纪英国以比现在美国所推措施更强的力度阻止技术外流,最终失败了”,“短期或许能成功,但美国说要排除中国,是否真能排除得掉,很难说。”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