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4 | 여론독자부 기자

[议题报告] 法人税下调收益30%归劳动者…应摆脱“富人减税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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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匮乏的韩国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是各经济主体牺牲与努力的成果。这归功于以卓越能力和踏实态度勤奋生活的国民,以及发掘并实现多样事业机会的企业。为克服资源贫国的局限、建设更加富强的国家,政府应提供支持,让国民和企业能够更有力地奔跑。特别是在当下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的"三高"时代,必须思考能够缓解因高投资风险导致投资萎缩的政策。那就是下调企业所得税。2014年韩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排名第13位。其他国家通过下调税率等方式提升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以支持本国企业,而在2010年李明博政府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之后,我们却因消耗性、政治化的"为富人减税"争论而强化了对大企业法人的课税。研发(R&D)税额抵扣率缩减、未回流法人所得税制引入、亏损结转扣除限额缩减等便是代表性做法。这种对大企业增税的基调使韩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在2016年降至第20位。此后企业所得税税率上调3个百分点、累进结构强化、惩罚性投资与共赢合作促进税制强化,又使韩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下滑8个位次,2018年降至第28位。2019年又将大企业的亏损结转扣除限额缩减至营业所得的60%。在偏离国际趋势的企业所得税政策基调维持的数年间,韩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下滑至第33位。

━ 与国家债务比率超过130%的美国、英国不同的韩国 有人以英国或美国的案例为由主张撤回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但这是错误的判断。英国和美国的国家债务比率超过130%。在财政余力枯竭的情况下,英国在没有支出结构调整的前提下,废止了将所得税最高税率从45%下调至40%的减税计划,以及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19%上调至25%的计划。但出于对财政健全性的担忧,英国政府仅撤回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下调计划,决定维持19%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基本上是一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法案,为筹措所需财源并确保全球最低税的课税权,对部分大企业的会计账簿所得课征15%的最低税。韩国的跨国企业适用17%的最低税率,因此无需考虑应对美国引入最低税的政策。特朗普政府时期从35%下调至21%的税率,拜登政府承诺为重建美国筹措财源而上调至28%,但该承诺并未纳入《通胀削减法案》。目前仍维持21%的单一税率。 在美国和德国已获验证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效果

现政府计划将OECD成员国中唯一以四档累进结构对法人所得课税的税率体系简化为两至三档,并将最高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使国际竞争力提升至OECD平均水平。最高税率下调将通过降低税后投资成本促进大企业的投资与就业,而大企业业绩改善会通过分红和股票价差等方式让全体国民受益。

根据2018年一项分析美国企业数据的研究结果,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可使投资增加相当于企业投资资产的4.7%,使分红和自有股票回购扩大至相当于营业收入的0.3%,从而提升股东价值,并使负债减少相当于总资产的5.3%。2019年还有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各州的地方企业所得税税率上调1个百分点,约每100个营业场所中有4个迁往其他州,并会减少营业场所的投资与就业。

根据2022年一项分析德国制造企业投资计划与实际投资的研究结果,企业在增税第一年会将原有投资计划削减约相当于新增税负两倍的规模,在经济衰退期每增加1欧元税收会使投资减少4.24欧元。

━ 下调企业所得税是为国民的投资 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对法人所得重课来筹措政府财源,但它们并不这样做。由于对作为各类自然人结合体的法人所得进行累进重课无法期待收入再分配效果,大多数OECD国家以比我们低4个百分点的单一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即便法人资本流动性不自由、企业无法为应对企业所得税上调而迁往低税率国家或地区,企业所得税负担的30%~35%仍由劳动者承担。在资本国际流动自由的情况下,劳动者承担的企业所得税负担更大。企业所得税负担的转嫁在女性、低技能、非全日制劳动者等弱势劳动者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此,下调企业所得税的成果中30%以上最终归于劳动者。企业所得税并非为富人减税,而是为全体国民的投资。此外,政府计划废除损害企业合理决策、进行追加课税的投资与共赢合作促进税制。投资与共赢合作促进税制是一项惩罚性制度:若企业未将企业所得的一定比例用于投资、工资增长和共赢合作支出,则对不足金额的20%追加课税。企业所得是最大限度高效投入人力与物力生产要素后产出的结果,而在该制度下企业只能采用低效的生产方式或多缴税款。应按2020年租税特例深度评估的建议,在新冠疫情危机克服显现之时予以废除。不仅如此,复杂的制度设计除带来金钱上的税负外,还额外产生纳税协作成本。在未回流法人所得税首次申报的2016年,税制简洁性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下滑了9个位次,2018年现行制度实施后又下降了两个位次。应废除该制度。韩国中小企业可将亏损与过去的利润通算,以过去两年已缴税额为限获得退还,或从未来所得中结转扣除。中小企业以外的一般法人只能获得亏损结转扣除。中小企业的结转扣除限额最高可达营业所得的100%,而一般法人则被限制为60%。应为目前承担韩国大部分企业所得税的一般企业提供更大的亏损扣除空间,支持亏损企业重新振作。此次将结转扣除限额扩大至80%的修正案,将提升费用制度性恢复可能性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大企业研发税额抵扣率扩大改革也很必要

未纳入此次税法修正案的大企业研发税额抵扣率扩大改革,是今后应进一步考虑的增强成长动力方案。承担大部分企业所得税、承担大部分民间研发投资的大企业获得较大规模的税额抵扣理所当然。然而政界无法容忍这一点,主张这是为富人减税,过度缩减了大企业研发税额抵扣率,以至于截至2021年韩国对大企业研发的税收支持水平不及OECD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政府共同分担大企业所开展研发中内在的风险、促进创新成长,是资源贫国韩国在与强国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唯一道路。

━ 停留在OECD下游的企业所得税制度竞争力 在"三高"时代,企业经营环境正严重萎缩,韩国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竞争力停留在OECD下游。政府推进的税率体系改革、废除投资与共赢合作促进税制、扩大亏损结转扣除限额,将有助于缓解因经营环境恶化而不得不缩减的企业投资的下降幅度。还应考虑股票投资基础扩大、由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共同缴纳的韩国国民年金保险费所积累基金中有44%投资于境内外股票这一政策环境的变化。此外,为改善财政状况的增税政策,应在改革不合理、低效的地方教育财政拨款金(尽管学龄人口减少仍机械性地划拨内国税收的20.79%)之后再行考虑。今后即使正式考虑增税,也应像OECD国家那样,考虑到企业所得税重课所引发的经济超额负担,慎重选择增税对象。

■ 金学洙资深研究委员是……

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产业研究院、国会预算政策处、韩国经济研究院、韩国租税财政研究院等多家机构活跃开展经济政策,尤其是税收与财政政策方面的研究。2018年担任韩国税务学会副会长,现任韩国经济学会韩国经济论坛编辑委员。自2019年秋起任职于韩国开发研究院(KDI),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担任财政与社会政策研究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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