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主导增长政策不是前总统文在寅的作品。这是1997年外汇危机之后整个进步阵营持续要求的政策,被文在寅政府所采纳。因此收入主导增长的失败,无异于25年进步经济学的失败。”
这是一个月前撰写从内部批评进步阵营经济政策的著作《好的不平等》的他,对文在寅政府经济政策作出的评价。他到今年初一直担任共同民主党智库民主研究院副院长,是进步阵营的政策专家,在民主党内部也不惮于直言。崔所长12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收入主导增长本是为消除不平等的政策,却带来了‘坏的不平等’”,“在没有正确理解不平等成因的情况下,进步阵营执着于大企业、新自由主义、非正规职大量产生这三大不平等积弊论,正是这种错误的成见导致了这一结果。”
——书名“好的不平等”这个说法本身就很陌生。
△在经济学中,不平等就是差距本身。不平等是中性概念,但实际起作用的是伦理概念。不平等既可能因好的影响而产生,也可能因坏的影响而产生。但大家只关注结果。卢武铉政府因不平等加剧而饱受责难。但当时不平等的扩大,是因对华出口大获成功、大企业劳动者工资急剧上涨而产生的。这是好的不平等。相反,李明博、朴槿惠政府时期不平等有所缓解,实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的“新常态”等贸易环境恶化,以坏的形式缓解了不平等。
——意思是“好的不平等”优于“坏的平等”。
△当然。就业和收入被摧毁的平等是好事吗?进步阵营内部对不平等的成因存在错误成见,把大企业、新自由主义、非正规职大量产生看作三大积弊。但这是错的。不平等并非由三大积弊这类内部因素造成,而是由中国开放等外部因素造成。所谓出口没有涓滴效应的主张也是谎言。原因判断错了,处方也就错了,因此每项政策都失败。进步阵营连我们社会的弱势群体、底层究竟是谁,都没有认真展开过像样的争论。比非正规职低薪劳动者更底层的,是没有工作的贫困老人。
——进步阵营为何忽视最底层老人的贫困问题?
△我国的进步派多为50多岁以下、高学历人群。在进步政党看来老人不能带来选票,在工会里老人不是会员,因此不在关注范围之内。
━ 进步派称没有涓滴效应是“谎言”
——您尖锐批评了包括收入主导增长在内的进步阵营经济政策。是否有“文派”(文在寅政权核心支持层)锁定并攻击您?
△据说一位民主党出身的人士收到了大约10万条短信轰炸。我也梦想能收到那么多(笑)。不过他们虽然擅长新媒体,却不太读书,或许因此并没有什么反应。
——进步阵营经济政策的问题是什么?
△对经济原理不敏感,倾向于以规范和伦理的方式处理经济问题。把每小时最低工资急剧提高到1万韩元,结果如何?岗位骤减,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以缓解不平等为旗号的收入主导增长,带来了就业和收入被摧毁的“坏的不平等”。房地产政策失败也在这一延长线上。经济有投资与创新、不确定性、追求利润等运行原理,却被无视。他们至今未能摆脱1980年代学生运动圈的视角。“罗宾汉式”世界观也停留在当时,没有更新。
——为什么摆脱不了意识形态教条?
△我想这或许是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遗产。选举中有“代际效应”这一概念。20多岁时喜欢歌手南珍,到了50多岁、60多岁依然喜欢。政界的86一代与经济界的86一代差别很大。经济界的86为适应环境变化而学习、买书阅读,否则就会被淘汰。但政界的86很迟钝。不学习、不能干也没关系。只要围绕政务议题拼死争斗,就能戴上议员徽章。有时就像站在柿子树下张着嘴,等着对方犯错。
——本书的总体要旨似乎是要改变进步阵营敌视大企业的认知。
△进步阵营强烈倾向于把“大企业=富人=积弊”。应当做亲企业的进步派,而不是反企业的进步派。经济增长初期的功臣是前总统朴正熙和经济官僚。从1990年代起,出口型大企业的功劳也很大。大企业顺应国际环境变化艰苦奋战,结果使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承认这一功劳,是进步阵营革新经济路线的出发点。
━ 有台积电的台湾与没有台积电的台湾天差地别
——也有批评说大企业主导的增长加剧了两极分化。
△虽然需要缩小差距、也需要共同成长,但我认为这并非非要受到批评的事。大企业和全球级别的超大企业越多,经济就越好。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在全球竞争时代会落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国家,没有一个发展得好。
——台湾经济是以中小企业为中心的。
△台湾模式自1970年代以后受到进步阵营关注,但台湾自己却羡慕以大企业为主的我国。好在有全球第一的半导体代工企业台积电,才得以缓一口气。有台积电的台湾与没有台积电的台湾天差地别。
——所以您强调“规模经济”吗?
△进步阵营的反大企业情绪,是对朴正熙政府时期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反命题。结果,进步派在1987年体制之后,以保护小工商业者为名鼓励了“规模不经济”。低薪劳动者大量产生,不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而是鼓励规模不经济的结果。引导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大企业成长为全球超大企业的政策才是可取的。这才是经济政策的能力。
——但李在明代表提出了“抑强扶弱”。
△要抑强扶弱,不就等于必须打压Samsung Electronics和现代汽车集团的逻辑吗?在社会与福利政策上抑强扶弱尚可行得通,作为经济政策则不合适。正义党曾提出制定限制大企业高管年薪的“最高工资法”(俗称肥猫法)方案。这是促进Samsung Electronics衰落之法,竞争国中国最乐见其成。进步阵营必须摆脱“罗宾汉式”经济观。抑强扶弱是李代表去年参选总统时说的话。他认为这能带来选票、吸纳中间层,但这是错觉。所以不是在大选中败了吗?正确的应是扶强扶弱,而非抑强扶弱。
——民主党要成为在经济政策上有能力的政党,该怎么做?
△经济专家出身的议员必须多于运动家出身的国会议员。应大规模引入企业家和经济官僚等人才。举例来说,撇开个人好恶,Samsung Electronics出身的梁香子议员(退出民主党后为无党籍)就是合适人选。
━ 不担责、不管解法的“过客式进步”
——若要在海外寻找理想的进步经济模式。
△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若只联想到福利天堂,那只看到了一半。社民党建立了促进投资型福利国家。他们为企业创造投资条件,推动淘汰僵尸企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并用这样积累的财源投资福利。社民党政府之所以完成福利国家模式,经济政策的能力是决定性因素。半个世纪前建立的福利体系,也为应对老龄化而改革。基础年金也实行甄别发放。我国的进步派是不负责任的“过客式进步”,只提出问题,却不以主人意识提出解决方案。
——围绕提高基础年金发放额和扩大发放对象存在争议。
△对境况尚可的老人也用税金资助,是有问题的。若发放对象以收入后70%为标准,收入(单人家庭)标准已从2008年的40万韩元以下提高到今年的180万韩元以下,增长4.5倍。应在现有水平上冻结发放对象的收入标准,改为每年仅按物价上涨幅度提高的定额制。这样发放对象会逐渐减少,剩余财源可集中支援弱势群体。民主党还在推进向所有老人发放基础年金的方案,乍看在政治上有利,但绝非明智之举。老年抚养比上升会加重财政负担,而这将转嫁为未来世代的税负。
——韩国国民年金改革即将到来。只有民主党同意,改革才能推进。
△让未来世代背锅的结构不可行。连把年金保费率提高区区几个百分点都战战兢兢,却把负担推给后代,这是不该做的事。与提高代际负担公平性同样重要的,是底层老人的贫困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基础年金的重新设计与国民年金改革联动起来。不能因为支持基础劳工界反对,就用拙劣的政治工程学回避改革。回避改革,就等于说只看当下选民的选票,不看未来。
——阶层上升的阶梯几近断裂。
△核心是教育。为使弱势阶层子女能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应加强英语和编程教育。如果公共教育能满足这两项需求最好,若做不到就开展课后学习,若连这也不行,就应给予补习班学习券。
崔炳天 新增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He is…
1973年生于江原道旌善,高中毕业后投身劳工运动。2000年作为民主劳动党创党发起人参与,此后长期在进步政党活动,2012年加入现共同民主党的前身民主统合党。曾任闵丙两议员的助理及首尔市长朴元淳的最后一任政策助理等。曾任民调机构韩国社会研究所(KSOI)副所长和民主党智库民主研究院副院长。现经营个人研究所新增长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