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11 | 여론독자부

[海外专栏]西方国家对习近平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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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华盛顿政界能够引发广泛共识的议题之一,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认知错误的基础之上。无论进步派还是保守派,美国人都曾相信,接受自由市场并融入全球经济的中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然而中国并未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坦率承认过度信赖了市场与贸易的力量——这正是当下华盛顿形成的共识。

事实上,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自1978年经济自由化措施以来实现了近30倍的惊人增长,大众教育和城市化把中国的面貌改变到难以辨认的程度。此外,属于中产阶层的数亿中国人正在使用信息革命的尖端工具,并尽情享受此前被禁止的私有财产所有权、创业和迁居自由。

习近平启动压制与中央集权政策,正是对如此广泛变化的反应。2012年执政之际,他认为经济自由化正把中国引向坏的方向,在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共产党将找不到存在理由而失去立足之地。为阻止这一点,习近平在所有可以想象的领域收紧了管控与整治的缰绳。他对民营部门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势,羞辱亿万富翁,重振共产党意识形态,清除腐败党员干部,同时强化(反西方)民族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遵循了一种熟悉的模式。在因自由化和经济增长而形成中产阶层的独裁国家,政权的第一反应是维持权力。韩国和台湾还处于独裁时期时,因经济自由化而壮大的中产阶层不断要求更多政治自由,两地的独裁政权甚至动用国家暴力进行强力镇压。然而政府的压制并未奏效,结果让位于民主。

这里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中国为何能够成功应对市场开放带来的汹涌变化。在其他东亚国家行不通的压制政策,为何唯独在中国取得成功?答案完整地体现在中国学者裴敏欣2021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裴敏欣指出,在当今世界,中国是独一无二、极为独特的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中国的国家,要么是民主国家,要么是石油天然气充裕的独裁国家。产油国无需实现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只要挖地便可依靠喷涌而出的天然资源维持国家财富。那么中国成为例外国家的原因何在?

裴敏欣重提独裁政权与极权政权之间的古老区分。前者的政府具有压制性,但对象较为有限。相反,如中国或俄罗斯这类属于后者的国家,控制生活的所有领域,不容许独立的市民社会成长。掌控社会各领域的中国共产党,一旦党外出现如法轮功这样的社会性运动,就视其为道德威胁并彻底封锁。

习近平世界观的核心,是对苏联共产主义消亡的恐惧。习近平主席曾表示,苏联共产党的崩溃是因为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对社会主义理念与运动的信念。他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评价为试图开放政治制度却把整个国家搞垮的愚蠢改革者。他从苏联社会主义崩溃中学到的教训是,必须加倍强化对党的控制。

在极权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变化会导向加重压制的必要性,而在中国和俄罗斯,则归结为向新斯大林主义的回归。

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习近平都认识到,与西方过度接触和通商可能削弱他们的统治力。因此他们试图寻找降低对西方国家依赖度、并巩固其个人化统治基础的办法。

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正把中国引向极为危险的道路。中国正重回官治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中国的企业家正向新加坡等海外转移,曾一度充满活力和创新的中国社会民营部门正接连关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习近平扩张主义的反感也在增强。裴敏欣指出,新斯大林主义模式堵住了所有变化的通道,只剩革命这一扇门敞开。

裴敏欣预计,到2035年大学毕业的高学历人口将达约3亿人。他们果真会在习近平的压制之下安静而满足地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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