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们这样靠出口为生的国家,哪怕只是缺少尿素水溶液都会乱成一团,所以必须有一个管理全球供应链的机构。比Statistics Korea更该优先设立的是‘数据厅’。还应像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那样,另设专门负责全球产业与资源信息的‘产业情报院’。”
廉载镐(67岁)SK(034730)株式会社董事会议长近日在首尔钟路区SK首林大楼办公室与Seoul Economic Daily记者见面,就韩国在陷入贸易逆差泥潭之际应走的道路作出上述表述。无论记者提出什么问题,廉议长都能毫不迟疑地给出对策,由此可见他对韩国的未来思考之久、之深。
“如今数据何其之多。时代已经需要一个比国家情报院更强大的产业数据中心,来收集和分析全球价值链信息。美国为牵制中国正走向保护贸易主义,全球霸权之争越激烈,本国中心主义就会越强化。”这是廉议长的预判。他接着指出:“中东原油问题、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等一出现,国家不就摇摇晃晃了吗”,“应当提前获取这类信息加以防范,事后应对就会像现在这样艰难。”他认为,在企业左右一国竞争力的全球格局下,必须为企业提供所需信息,使其能够及时应对。
廉议长还提出一个构想:如果政府设立数据与供应链信息收集机构不易,就应对企业运营智库(政府政策与企业战略研究所)给予激励。他说:“美国仅智库就有3000家,如果我们的企业愿意设立,就应给予大量税制优惠”,并强调“如今经济也是整体安全问题,哪里有廉价原材料这类信息,企业必须掌握”。
廉议长还主张,在当前中美冲突、本国保护主义强化的局面下,韩国越应以不可替代的技术实力提升安全水平。他特别提到“修昔底德陷阱”一词,即新兴强国崛起、既有强国因恐惧而引发战争,并分析称:“在大国冲突中,也有像以色列那样彻底只做生意的情况,但我们因为有朝鲜的存在,立场不同。”
他指出:“中美冲突若加剧,朝鲜半岛或南海也可能发生武力冲突”,“即便如此,只要拥有半导体、电池等10项‘韩国一旦受到攻击,全球供应链就会受到冲击’级别的核心技术,就能守住我们的安全。”他解释说,只有超越式差距的技术,才是韩国经济在中美冲突和全球保护主义环境中生存的手段。
在被问及高物价、高汇率、高利率所谓“三高”复合危机浪潮下政府应发挥的作用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必须把国家的人为干预降到最低。廉议长划出界限说:“政府对拼死拼活竞争的企业不要多加指点,放手不管更好”,“把足球场的草坪修剪好就行,没必要站到场上去指挥球员。”
他对政界看待企业活动的态度显然颇为失望。他提出,首先应尽快化解国内弥漫的反企业情绪。廉议长一贯认为,在竞争国家争相培育未来产业之际,唯独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廉议长指出:“回流(海外迁出企业回国)会持续深化,而我们连减免法人税这样的政策都做不到,束手无策”,“比如要培育生物产业,就应提供免税区之类的支持。为了博取年轻人的欢心只给初创企业拨钱,而对真正在与世界竞争的大企业却只追问过错。”他同时指出:“法人税在国税中所占比重就高达26%”,“国税中约30%是所得税,其中一半以上也是在企业赚钱的人缴纳的税收。公司还要为持有资产另行纳税。”他认为,培育在国家税收中占比很大的企业以创造财政收入和就业十分重要,不能陷入“支持大企业=给予特惠”这种陈旧观念的陷阱。
廉议长预计,今后企业家在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也将大为不同。他预期,企业家不再只是追求利润的存在,而将站在改变社会本身的前列。他评价说:“18世纪市民革命之前是思想家改变社会,而现在改变人们生活的既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史蒂夫·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企业家如今也不能只以纳税等方式消极地贡献社会。”他还观察称:“应通过环境·社会·治理结构(ESG)等积极介入社会问题,承担责任,发出声音”,“今后文明史将朝着企业家发声的方向改变。”
对于限制企业向罢工劳动者索赔的所谓“黄色信封法”、发生工伤时处罚经营者的《重大灾害处罚法》等束缚企业的制度,廉议长也毫不吝惜批评之词。他批评说:“经济管制要放开,社会管制要强化”,“带着几万名员工的经营者怎么可能对所有事故都负责。按同样逻辑,发生灾害时也该追究总统、在野党代表的责任。”他判断称:“我国不以合理方式解决社会问题,而只是用‘既有的一切都是错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没有人做未来规划,只有人清算过去,情况很严重。”
对威胁企业未来的低出生率问题,廉议长也表达了强烈担忧。他强调:“希腊的斯巴达也是因禁欲主义导致低出生率,试图用奴隶来补充,结果军事力量削弱而崩塌”,“去年政府的低出生率预算是43万亿韩元,就算给26万名新生儿每人发1亿韩元也还有剩余,可见执行之低效。”
关于韩国大企业应追求的经营方式,廉议长推荐所有者(Owner)经营与专业经营相融合的形态。他认为,把所有者经营保留在长期经营、责任经营具备优势的层面,而将各种复杂的企业现实议题交给专业经营人,是最合理的方式。他介绍说,SK集团同样把经营领域进行了体系化划分,崔泰源会长只负责企业愿景和顾问角色,其余具体事项由专业经营人掌握最终决定权。
廉议长表示:“我们通过‘SK未来领袖计划(SFLP)’等,每年选拔并培训将来要培养为下一代领导者的年轻员工”,“听说崔会长也把15%的经营时间用在他们身上。”他接着说明:“外国企业以这种体系为基础,始终储备3~4名首席执行官(CEO)后备人选”,“SK株式会社董事会也通过人事委员会常态化管理CEO候选群。今后将把这种CEO培养方式扩大到全体子公司。”
对于“大企业董事会是集团掌门人的举手机器”这一部分质疑,廉议长也积极予以反驳。SK株式会社董事会自2019年起由外部董事担任董事会议长,使董事会对经营层形成制约与补充。廉议长自2019年3月以来至今已领导董事会三年以上。
廉议长说:“去年董事会开了14次,每项议案都在董事会下设委员会等经过数次两三个小时的讨论和修正后才提交会议,自然被否决的不多”,“政府的国务会议也是在次官会议等环节已充分协调后才上会,所以没有被否决的议案。说董事会是举手机器,按这个逻辑国务会议也是举手机器。”关于集团内董事会的主要作用,他表示:“在专注于全球趋势和风险管理的同时,为未来布局”,“尤其宣布转型为投资专业公司的SK株式会社,作为控股公司不是只领取分红、高高在上,而是也在探索前瞻性的共生投资、为全人类可持续性的投资等。”整理=尹京焕记者 摄影=权旭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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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生于首尔 △首尔新一高中 △高丽大学行政学 △高丽大学行政学硕士 △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博士 △1990年高丽大学行政学系教授 △2007~2013年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咨询委员 △2009~2013年韩国研究财团BK21事业管理委员会委员 △2010年外交通商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长 △2010~2015年幸福分享财团理事 △2010~2015年首尔市产学合作论坛会长 △2011~2013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2012~2015年邮政事业运营委员会委员长 △2012~2015年韩日未来论坛代表 △2014~2015年韩国企划财政部公共机构经营评价团团长 △2014年韩国高等教育财团理事长 △2015~2019年第19任高丽大学校长 △2019年~SK株式会社董事会议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