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壬寅年黑虎之年,首尔市东部圈职场妈妈支援中心迎来了十周年。
为纪念十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职场妈妈,让我听见你的声音3》的投稿,介绍首尔市东部圈职场妈妈支援中心的活动、职场妈妈们的各种声音以及职业女性的生活。
那是新冠疫情最猖獗的时期。围绕新冠疫情,针对无法正常工作的劳动者的支援制度,咨询电话接得很多。有的公司代表说,公司都很艰难,劳动者岂不更难,想哪怕利用政府支援制度撑下去。
还有一个温暖的例子。一位参加电视歌唱竞演综艺节目的女性说,她既要上班,又要养孩子,但实在太想唱歌。面对仅15个月大的孩子长时间哭闹,这位女性自责说自己太贪心,并对丈夫说要放弃唱歌,丈夫却毫不吝惜地鼓励她,说一起好好克服,不要放弃。
这让人感到,社会虽然缓慢,但确实在改变。就此,有一份韩国大法院判决明确展示了变化的趋势。那是判定Lotte Shopping育儿休假复职后调岗属于不当的判决。
韩国大法院第二部,主审是“千大叶大法官”。
“男女雇佣平等法第19条第3款所称的‘不利处遇’,是指在育儿休假期间或育儿休假前后,在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等方面,因育儿休假而给使用育儿休假的劳动者带来的全部不利,因此雇主不得以育儿休假为由给使用育儿休假的劳动者造成业务上或经济上的不利,也不得因复职后所承担的业务或职务与育儿休假之前显著不同而产生的陌生感、恐惧感等,使劳动者对申请育儿休假或休假结束后的复职本身产生抵触,从而妨碍劳动者在心理安定的状态下申请、使用育儿休假。
鉴于男女雇佣平等法相关规定的文义、体系及宗旨等,雇主依据男女雇佣平等法第19条第4款让结束育儿休假的劳动者复职时所赋予的业务,要认定为与休假前属于‘同一业务’,不仅要考虑就业规则或劳动合同等中明示的业务内容,还要一并考虑实际从事过的业务,在比较休假前所负责的业务与复职后所负责的业务时,其职责或职位的性质、内容、范围及权限、责任等,按社会一般观念不应存在差异。
如果因休假期间发生的组织体系或劳动环境变化等原因,雇主未让其复归‘同一业务’,而是复归到‘支付同等水平工资的其他职务’,也不得使复职的劳动者受到实质性不利。雇主是否尽到上述责任,应综合考虑因劳动环境变化或组织重组等原因是否有必要赋予其他职务及其必要程度、包括工资在内的劳动条件整体上是否处于较低水平、在业务的性质、内容、范围及权限、责任等方面是否存在不利及其程度、因从事替代职务而原本享有的业务上、生活上利益是否被剥夺及其程度、为赋予同等或更为相近的职务,在休假或复职前是否进行了事先协商及其他必要努力等因素后作出判断。”
这是一份希望所有想就母性、父性保护制度发声的人一字不漏背下来的判决书。怀孕、生育仿佛是罪过,要对同事抱歉,要看上级的眼色,还要听到公司最高负责人说“不要露痕迹地为难她,逼她辞职”这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如今应当不再重演。
然而,在韩国大法院第二部(主审千大叶大法官)作出该判决之后,却出现了试图让历史倒退的判决,引发愤怒。那是韩国大法院第一部(主审朴贞花大法官)的判决。针对以婴幼儿奶粉为主业的南阳乳业发生的不当调岗,朴贞花大法官在适用与千大叶大法官完全相同的法律的同时,却采纳了公司方面关于广告组组长→组员→工厂→物流中心这一过程并非对育儿休假的报复的说法,采纳了毫无证据材料的公司主张。
千大法官所提到的,育儿休假后复职时因调岗而产生的陌生感、恐惧感足以使人对申请和使用育儿休假心生抵触,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大量发生——我很好奇朴大法官为何不知道。退一万步说,就算不了解这样的现实,也应当知道男女雇佣平等法为何而立。男女雇佣平等法并不是让公司可以随心所欲、图自身方便地处置申请母性、父性保护制度的劳动者的法律,而是为了保障怀孕、生育、育儿的劳动者不必放弃工作、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法律——若知道这一点,是很难作出这样的判决的。
万幸的是,在经历了如此艰难的过程之后,这位前广告组组长依然坚定地在南阳乳业工作。她在经历难以承受的种种之后,坚定地成为许多女性的支柱。因为有她,今天我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