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高效应对已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毒品犯罪,设立专门机构的呼声日益高涨。理由在于,毒品相关政策分散在十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推进方式杂乱无序,需要一个协调决策的“总指挥塔”。由此有人主张,应设立整合毒品侦查与查缉、预防、治疗及康复支援功能的“毒品厅”,并同时设立不止于处罚毒品罪犯、而是帮助其重返日常生活的“药物法院(Drug Court)”。
据法律界和政界3日消息,政府与国会正在研究设立统管毒品犯罪应对工作的独立总指挥塔方案。目前由韩国法务部、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等14个政府部门参加的“毒品对策协议会”每年召开1至2次,出台跨政府层面的综合对策,但被评价为难以真正实现部门间联动。原因在于它并非常设机构,且各机构利益诉求不同,只停留在收集意见的层面,实际执行存在局限。专办毒品案件的真实律师事务所律师朴真实表示:“尽管毒品问题的严重性日益突出,相关机构之间却没有形成真正的协作”,并强调“应设立从侦查到治疗、管理、康复进行统管的机构”。
在海外,美国缉毒局(DEA)、新加坡中央肃毒局(CNB)、泰国禁毒委员会(ONCB)等机构在运作。这些毒品主管机构专责侦查、治疗、康复、国际合作等全过程,并承担相关部门间协作的总指挥塔角色。韩国国内并非没有尝试设立涵盖侦查查缉以及预防和事后管理功能的毒品政策统管部门。为应对检警侦查权调整后毒品侦查能力下降,自2018年起就在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主导下研究新设毒品厅方案,但因曹国事件而失去推进动力。
近来毒品类犯罪迅速扩散,新设毒品厅的主张再度被提出。国民力量党议员张东赫上月28日领衔提出《政府组织法》部分修正案,拟在韩国法务部下设新的外厅“毒品厅”,使其承担毒品类侦查、查缉、成瘾预防、治疗与康复等毒品政策的总指挥塔角色。
随着年轻毒品罪犯激增,重在教化而非严惩的药物法院也受到更多关注。药物法院1989年首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设立。当时美国政府为应对激增的毒品案件加强了法律处罚,但发现仅靠监禁难以有效降低再犯率,遂设立药物法院作为替代方案。目前美国全境有3700多个药物法院在运作。美国还另设针对未成年毒品罪犯的少年药物法院。
药物法院提供咨询、治疗、药物检测、奖励、制裁、个案管理等综合服务,以降低再犯风险。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治疗提供者、保护观察官、个案管理者、项目协调员等组成的药物法院团队共同协作,预防参与者再犯。若认真参与防止再犯的教化过程,则以免除或减轻刑罚作为激励。数据显示,药物法院参与者的再犯率不到被监禁人员的一半。
曾任毒品审判部法官的律师洪昌宇表示:“在国内毒品类罪犯再犯率接近40%、初犯比例高达80%、吸毒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美国药物法院的成效给出了诸多启示”,并称“从长远看,韩国也应像美国那样设立针对毒品罪犯的专门法院,构建能够降低再犯率的高效、专业的制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