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民主党与正义党近期以大宇造船海洋外包分会非法罢工及海特真露货运连带非法占据为契机,提出修改《工会及劳动关系调整法》(工会法),限制对罢工损失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及假扣押的所谓“黄色信封法”。“黄色信封法”这一名称源于2014年双龙汽车参与罢工的劳动者被判处数十亿韩元损害赔偿后发起的募捐运动。该法案在第19届、第20届国会也曾提交,但未经讨论即被废弃。然而这次庞大的野党试图哪怕通过快速通道(加急处理议案)强行立法,执政方与经营界对此强烈反对,预计将出现不小的阵痛。
野党方面向国会提交的法案目前多达7个。这些法案①变更“劳动争议”的概念,扩大“争议行为”的对象范围;②规定即便是非法工会活动也不得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仅“伴有暴力、破坏的情形”为例外);③即使就非法行为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若会使工会难以存续,也不得课以赔偿责任。特别是规定应考虑工会的财务状况等确定损害赔偿额上限等,构成其核心内容。
━ 争议行为对象的扩大 现行工会法(第2条第5号)将“劳动争议”定义为“因当事人之间就工资、工作时间等劳动条件的确定主张不一致,难以通过自主交涉解决的状态”。因此,为设定未来权利的“利益争议”可成为劳动争议的对象,而如整理解雇那样就已确定事项发生争执的“权利争议”则不能成为其对象,这既是原则,也是韩国大法院的立场。然而工会法修正案将劳动争议的概念扩大为不仅是劳动条件,还包括“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的主张不一致”,并删除了“难以通过自主交涉解决的情形”这一限定。因此按修正案,权利争议以及政治、社会议题都可能成为争议行为的对象,而且因倾向于通过争议行为而非劳资协议来解决,产业现场的混乱可能进一步加剧。更何况修正案将即便没有劳动合同关系、但可能对劳动条件及工会活动产生影响者也纳入雇主概念,令人担忧原承包与分包关系也会被不加区分地卷入争议行为。这同样与此前韩国大法院判例相悖,有损法律稳定性,难以接受。 对非法罢工的损害赔偿请求及假扣押限制
现行工会法为更实质地实现宪法上的劳动三权,就正当的集体交涉或争议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设有民事刑事免责条款,规定不得向工会或劳动者请求赔偿(第3条、第4条)。但在非法争议情形下,不仅工会,策划、指示该行为的工会干部(单纯参与者除外)也可被追究民事责任,这是韩国大法院的立场。
但修正案要求明文规定,鉴于雇主过度的损害赔偿诉讼及假扣押使工会活动萎缩、会员生计困难,劳动基本权本身受到威胁,除“伴有暴力、破坏的情形”外不得追究责任。然而这一主张是违反民法第750条(侵权行为)损害赔偿法理的牵强法律解释,与此前判例相冲突,并动摇既有法秩序的根基。归根结底,若将非法行为也纳入免责对象,该法将沦为助长工会违法的法律。
━ 损害赔偿额限制及减轻请求 对于因非法罢工造成的营业利润损失及固定费用支出等与该行为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不仅可向工会,也可向策划、指示该行为的工会干部(单纯参与者除外)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这是韩国大法院的立场。然而修正案提出,即便向工会请求损害赔偿,若会使工会难以存续也不得课以赔偿责任,并应考虑工会财务状况等确定损害赔偿额上限等。这不仅违反劳资对等原则,也违背以恢复原状为原则的损害赔偿法理。从比较法看,也没有限制非法罢工损害赔偿责任的立法例;即便在亲劳工的法国,也曾提出限制非法罢工损害赔偿的立法,但因宪法委员会作出违宪决定而搁浅。 海外也难以找到的损害赔偿限制
事实上在海外主要国家,也难以找到包含野党目前推动的“黄色信封法”内容的法案。英国将争议行为的责任分为劳动者个人与工会两种情形。首先就劳动者个人而言,参与非法争议的会员依违反雇佣合同及共谋(conspiracy)法理承担连带责任。就工会而言,传统上长期处于免除团体责任的状态,自1971年《劳资关系法》(Labour Relations Act)承认对工会非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以来,这一原则一直得以维持。不过英国为保护工会基金,按会员人数比例设定损害赔偿额上限,此前为25万英镑(约3.96亿韩元),2022年通过修法上调至100万英镑(15.81亿韩元)。
德国的情形与英国不同,对无权利能力的社团免除侵权责任较为普遍,因此围绕工会责任的争论几乎没有。但1919年魏玛体制建立、工会社会地位提升后,社会要求工会承担社会责任,非法争议中劳动者的责任依《德国民法典》第31条(社团法人的责任)及第831条(雇主责任)归属于团体责任,并与推动、组织、指导争议行为的工会干部承担连带责任。
法国也一样。团结权基本上被视为个人权利,因此非法争议的责任原则上由劳动者个人承担。参与非法争议的会员因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或劳动合同上的债务不履行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不过若工会主导、指示非法罢工,则例外地认定其责任。另一方面,随着与罢工权相关的针对工会的损害赔偿诉讼增加,1982年社会党曾推动立法限制对一切团体行动的损害赔偿请求,但因宪法委员会(Conseil constitutionnel)作出违宪决定而失败。
日本与我国相同,对正当的争议行为予以民事刑事免责(工会法第8条),但在非法争议情形下,雇主可就劳动者拒绝提供劳务,依劳动合同上的债务不履行请求损害赔偿(民法第415条)。此外,对非法占据营业场所,可追究侵害雇主所有权的侵权责任,支持该非法行为的工会干部也作为共同侵权人产生赔偿责任(民法第719条)。
━ 也可能助长非法罢工 若公司因争议行为遭受巨大损失,能否追究主导者即工会或劳动者的责任?这一问题的本质归结为,当宪法上的劳动基本权与财产权相冲突时,如何作出规范协调的解释。宪法上的劳动基本权并非绝对权利,可为公共福利而由法律加以限制。争议权也不可无限制行使,而是在考虑与财产权的平衡下,仅对正当的争议行为予以免责。尽管如此,若以行使劳动基本权之名,对明显的非法行为也予以免罪,则属动摇既有法秩序根基的立法,既违宪也违反劳资对等原则。在以劳资自治为根本的劳资关系中,争议行为及对其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只应作为最后手段使用。因此应节制罢工,对非法罢工承担损害赔偿等法律责任理所当然。不过也有必要注意,不要因滥用损害赔偿诉讼、假扣押而损害劳动基本权的本质,或威胁劳动者的最低生计。 李政教授是……劳动法与劳动政策及日本法领域国内代表性专家,曾任韩国雇佣劳资关系学会、劳动法理论实务学会会长。现任劳动委员会公益委员、政府机构咨询委员。在东京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后,任教于日本九州国立大学,现为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