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28 | 정혜진 기자

[投资之窗]去全球化带来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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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贸易理论建立在比较优势之上。它假定,只要各国以自身优势为基础,专门从事相对更高效的生产,所有国家都能通过贸易获益。200多年的经验证据支持这一点,以贸易扩大为代表的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点看来是明确的。然而,即便全球化看似不可逆转的宏大方向,其间也曾出现几次浪潮。当前我们正看到,作为这一重要浪潮的一处转折,逆全球化正沿着多条路径推进。本文拟审视今年世界经济论坛(WEF·达沃斯论坛)主要议题——逆全球化的证据,并检视投资方向。

8月中旬,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经乔·拜登总统最终签署生效,尚未在美国境内完成电动车生产设施的韩国整车企业难掩惊讶。共和党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启的美中贸易争端、美国优先、回迁本土(onshoring)的成果,仿佛正在民主党拜登政府手中完成。此外,5月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集团印太经济框架(IPEF)生效,对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由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其他经济集团形成制衡,市场分裂的证据正在多条路径上显现。

对只经历过全球化的我们来说令人意外的是,这样的潮流在历史上并非首次。从代表全球化的全球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看,自1800年代起以帝国主义为基础的第一次全球化高度推进,其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贸易比重急剧收缩的逆全球化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直至二战结束。此后,东亚贸易大国崛起、2007年金砖国家(BRICS)登场等超级全球化推进,而2010年以后全球贸易增长停滞,似乎再次进入逆全球化。

2011年韩国首次实现贸易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但此后除因新冠疫情在商品出口上大幅增长的2021年之外,受逆全球化直接影响,贸易规模呈现停滞态势。这与2011年以后股市停滞十余年的局面相吻合。在逆全球化时代、面临贸易萎缩这一全方位挑战的小型开放经济体韩国,投资机会或可从以下五个结构性特征中寻找。

第一,第一次全球化终结的1915年与贸易比重后退的1980年代初,分别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极度紧张的冷战时期,这与2010年代以来直至今年乌克兰·俄罗斯战争的当前地缘政治紧张态势一脉相承。第二,数字化与全球平台的出现,使看似无法替代人力的服务业也广泛实行居家办公、非接触式业务处理,降低了贸易与移动的必要性。第三,包括中国在内的低工资国家工资上涨,与机器人技术的成长相结合,带来了超过运输成本下降幅度的生产成本节约,使低工资国家的相对生产率大打折扣。众多回迁本土的制造工序通过对机器人技术、自动化工序的巨额投资,相对低工资生产基地提升了生产率。第四,正如IRA所显现的,在全球化时代(GATT·WTO体制下)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措施,在解决气候危机这一全球大义面前获得了正当性。最后,矿产与能源资源是地缘政治上无法替代的领域,也是逆全球化中无法回迁本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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