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韩国国民年金在2047年耗尽后转为现收现付制,所需的保险费收入将达到2050年给付额的30%,2070年达到39.1%。为应对老龄化、保障稳定的老年收入,今后仍需要持续不断的年金改革。”这是2007年总统直属政策企划委员会发布的《年金改革白皮书》中的表述。尽管卢武铉政府通过2007年第二次国民年金改革,自次年起将收入替代率从60%降至50%,并每年下调0.5个百分点,到2028年下调至40%,但其自我评价仍认为,要确保年金的可持续性、避免代际年金矛盾,前路依然漫长。
1998年第一次改革时,国民年金法修订为每五年测算一次长期(70年)财政状况,这成为第二次改革的基础。国民年金法新设条款(第4条)规定“给付水平与保险费应进行调整,以使年金财政能够长期保持均衡”。但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政府在基金财政快速恶化的情况下,仍将改革课题推给下一届政府。这不仅是失职,无异于违反了将“长期均衡”法制化的国民年金法。原因在于被年金民粹主义所左右。现行9%的费率自1998年以来24年一动不动,仅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保险费率(18.3%)的一半。即便考虑到国际比较中统计标准存在差异,我们相比领取的钱,缴纳的钱也太少。现行收入替代率(40%)与发达国家(OECD平均42.2%)大致相当。这正是OECD近期在韩国年金报告中建议“尽快提高费率”的原因。
年金改革的钟摆自2007年以后停摆,其后果近乎灾难。有令人震惊的分析称,70年后的2092年,国民年金累计赤字将达2京2650万亿韩元。耗尽时点也在每次财政测算中不断提前,此次第五次测算又将提前多少令人担忧。韩国年金学会会长李昌洙警告说:“在每年出生百万人的第一、第二次婴儿潮一代全部进入领取阶段的2030年代,可能面临无法收拾的局面。”他是曾把国民年金比作“庞氏游戏”而引发反响的保险精算统计专家。
基金耗尽成为现实会发生什么?选项有两个。第一是2007年年金改革白皮书中提到的转为“现收现付制”。现收现付制是指一年征收的保险费与当年支出额相当的方式。如此一来,从基金耗尽时点2057年(按第四次测算)起,保险费率须从9%提高到30%~40%左右。这种结构下,当代人将被扣上“吃光就跑”的恶名,未来一代则要“独自背锅”。年轻一代抵制引发年金制度存立基础崩塌的隐忧很大。
第二是像公务员、军人年金那样,每年用国家财政、也就是税金来弥补赤字。然而财政补助金额超乎想象。据国会预算政策处发布的公共年金财政测算(2020~2090年),国民年金从2039年起支出将超过收入,且随时间推移赤字额如雪球般膨胀。赤字额将从2040年的14万亿韩元急增至2050年的80万亿韩元、2070年的178万亿韩元。若再加上职业年金赤字补助,30年后起须投入约20%的预算,国家财政被掏空只是时间问题。两者都是极端情形,但都提示我们必须在面临这种灾难性局面之前,尽快改革国民年金。
要在不耗尽基金的前提下让未来一代领取现有水平的年金,必须立即将9%的费率提高到两倍水平。因为相对缴纳额的领取额、即收益比率目前在2倍左右,要实现收支均衡,保险费率须提高约两倍。但一次性上调两倍事实上不可能。结果只能每五年打一场代际年金战争,而对畏惧此类矛盾的政权而言,重复“传炸弹”的可能性很大。
专家们注意到每五年一次的财政测算与政权启动周期一致,并强调“应制定不受政权更迭影响、能实现费率渐进上调与持续改革的长久制度”。既然是终究要克服的课题,那就以社会共识奠定财政稳定的基础。核心在于确立具有约束力的国民年金版“财政准则”。出身韩国开发研究院(KDI)的前国民力量党议员尹喜淑表示:“既然测算70年期间,就应先设定70年后仍能支付一年给付额的积累倍率1倍这一财政目标”,“只有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线图,才会是有意义的改革”。顺天乡大学IT金融经营学系教授金容夏表示:“当代人的问题应由当代人解决”,“应立法规定按年金测算周期五年为单位每次上调2%的保险费”。这是主张在20年间将费率提高到17%。17%的费率是维持40%收入替代率的收支均衡线。他补充说:“比起进一步降低收入替代率,推迟领取年龄的方案更为可取。”
另一方案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多缴”改革后,配合低生育、老龄化速度引入“少领”的自动调整机制。OECD成员国中有70%采用该制度,形式各不相同。德国引入了反映领取者与参保者人数变化的“可持续性系数”,即参保者减少、领取者增加时逐步削减给付水平。瑞典建立了以未来积累金与未来年金支付额关系为基准的制度,芬兰则按预期寿命延长幅度削减收入替代率。
也有人指出,应警惕政界草率的基础年金上调论,因为很可能冲淡年金改革。全额由税金支持的基础年金若上调至40万韩元,就会出现高于国民年金平均给付额的逆向现象。共同民主党更进一步,除将基础年金上调至40万韩元外,还在推动向全体老年人发放及废除夫妇减额。这就是所谓“李在明式”基础年金。如此一来,老年夫妇的领取额将达80万韩元,远超国民年金人均平均给付额58万韩元,很可能加重对国民年金的不信任。专家普遍认为,若年金改革过程中确实需要上调基础年金,应重新设计为向连国民年金都未能参保或领取较少的弱势群体多发放的方式。OECD也建议这一方向。基础年金的前身基础老龄年金最初引入的目的,是弥补因国民年金改革而降低的收入替代率。若要体现这一初衷,两项年金的结构改革本应捆绑推进,但国民年金一直未被触碰,只有基础年金每逢大选就上调10万韩元。这正是基础年金被称为“政治年金”的缘由。
国民年金与职业年金整合等结构改革也无法回避。这位学会会长表示:“公共年金整合显然是应走的方向”,但同时称“更可取的做法是先对职业年金采取财政稳定措施,使各年金的费率与收入替代率大致相当后再整合”。曾任哈那金融经营研究所所长的Wealthguide代表裴贤基表示:“改革战线铺得过宽,可能两头都落空”,“国民年金改革应聚焦于为财政稳定而进行的参数改革(费率调整等),结构改革则聚焦于重设基础年金与国民年金的关系,职业年金整合只提出方向性,反而更现实”。
/权九灿资深记者 chans@se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