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提出,应顺应金融与非金融界限消失的“大模糊”现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引入以原则为中心的监管。理由是,在超越既有监管框架的新公司、新服务不断涌现的情况下,要实现同一功能同一监管,需要以原则为中心的方法。银行法学会22日在首尔中区银行会馆举办了“金融监管体系现状与改善课题:关于向原则中心监管体系转型可能性的讨论”研讨会。
当天研讨会上,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金子峰表示:“在以信息不对称为特征的金融市场上,不可能将所有可能情形都写入法律规定,因此引入原则中心必不可少”,“在创新时期,会出现超越现有法制的新现象,因此监管上需要以原则为中心而非以规定为中心的方法。”
还有观点提出,需要设置准入监管,以防止大型科技企业进军金融业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并消除与现有金融圈之间的监管套利。韩国外国语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崔承弼解释称:“从同一行为、同一监管的立场看,按行为进行分业监管更为可取,也更便于控制大型科技企业的风险”,“日本通过《金融服务提供法》新设金融服务中介业许可,对大型科技企业进行监管。”
此外,当天研讨会上还有人指出,金融当局对金融公司高管及员工的处罚存在随意性,应将处罚程序写入法律,并设立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机制。成均馆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高东源主张:“应将抽象规定的处罚事由规定得更为具体,以阻断滥用处罚权的可能性”,“在处罚审议委员会的构成上,应任命民间专家担任委员长,并将金融监管机构内部人士排除在委员之外。”高教授特别补充称:“身份方面的处罚措施会导致金融公司高管及员工倾向于‘自保式’履职”,“处罚措施也应从身份处罚为主转向以金钱处罚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