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既不上学也不上班,意味着他们对社会关闭了心门。所谓隐居的孤独者或孤立青年,是自己切断了与那个否定其存在、把他们当作透明人的社会的关系。据推测,这样从我们视线中消失的20~30岁青年约有15万至30万人。如果把家人算进来,这个数字可能增至100万人。这正是我们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的理由。”
为校外、社会外青年提供支援的社团法人“Fine Adaun Cheongnyeondeul”理事长、湖西大学青少年文化咨询学系教授金惠媛(58)21日在京畿道城南市书县洞办公室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不能只从就业的视角看待青年,也应把他们视为福利的对象。”
该团体成立于2015年,出发点是“难道所有20多岁的青年都在上大学或上班吗”这一问题意识。最初以股份公司形式起步,去年转型为京畿道首个面向青年福利的非营利公益法人。目前主要从事被社会疏离青年及其家庭的咨询、咨询师培训等活动。
金理事长认为,隐居孤独者或孤立青年之所以必然出现,根源在于“对多样性的否定”。社会由多样的存在构成,其中难免有不善交际或容易羞怯的人。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不承认他们。她指出:“家庭和社会都从小就向他们强加一种单一化思维,即必须上大学、毕业后必须就业”,“一旦无法满足这种要求,就会遭到‘你怎么这样’的责难,而这种指责又演变为‘无法适应社会或学校全是我的错’的自责,使他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更严重的是,随着社会包容力消失,隐居孤独者的立足之地越来越窄。社会外青年大多被动、抵抗力弱。这意味着在校园暴力、职场排挤或霸凌发生时,他们只能毫无防备地承受。针对这些看起来弱势者的暴力也日常化。金理事长惋惜地表示:“社会外青年即使想重返学校或职场,也会因过去的可怕经历而放弃,索性彻底断绝关系”,“之所以有人担忧我们的社会正朝着最适合产生隐居孤独者的状态发展,原因也在这里。”
这只是社会的问题吗?她断然回答“不是”。包括父母在内的家人也负有一定责任。父母一旦发现子女切断了与社会的关系,总想方设法把他们重新拉回社会中。这固然理所当然,但方法是个问题。起点应是对他们说“这样也没关系”,承认他们本身的存在,但现实并非如此。父母反而干脆断绝了节日、同学会、聚会等活动本身,理由是“孩子这样,我还能做什么”。在青年看来,自己就成了罪人。她解释说:“父母把子女视为麻烦的那一刻,子女的自责感会更大”,“这也是我们面向父母开展咨询项目的原因。”
当被问到该为社会外青年做什么时,金理事长的回答很简单:“先承认他们存在。”如果他们不存在,就可以不去看。但无论社会、学校和家庭如何否定,他们都存在。因此只能给予关注。
那么该怎么做?她强调,首先政界和政府看待他们的视角必须改变。不能只把青年当作雇用的来源,而应视为需要照护的对象。“30万人是足以改变选举走向的数字。对他们视而不见,就等于放弃政治和政府的责任。社会外青年需要的不是职场和学校,而是关注与照护。芬兰表示一个青年也不放弃。我国也应尽快制定如青年福利法这样的法律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