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核心产业政策之一,是培育大量技术创新性高的企业。这正是政府努力支持优质研究课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税收激励。因为它是让企业日常性地专注于研发的最强有力的诱因。遗憾的是,这方面障碍很多。原因在于对给大企业提供研发激励存在抵触。《租税特例限制法》中就体现了这种排斥感。依该法,中小企业的研发税额抵扣为25%,而中坚企业为8%,大企业则大幅降至2%。理由是税收公平性。但这忽视了研发激励对增强国家竞争力所带来的以下效果。
第一,具有在国家层面增加技术密集型创业的效果。研发税收激励增加,企业自然会扩充研究人力。这会扩大技术创业者的母体人群。企业研究所是技术创业的重要母胎组织。以这里的研究为基础的初创企业,很可能以尖端技术武装自己。第二,促进技术知识在国家层面的溢出。溢出指一处的知识满溢而流向他处的现象。研发税收激励不仅带来研究人力的增加,也促进研究所之间研究人力的流动,帮助尖端知识在全国扩散。韩国的技术竞争力也会相应提升。第三,增加与大学的技术合作。若通过税收激励鼓励研发,企业就会增加与大学的合作。大学研究能力自然增强,国家竞争力也随之提高。
最重要的是,能够改善女性人力的低效利用。韩国的女性人力利用率处于世界垫底水平。根据202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韩国25~34岁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为76.3%。不仅远高于OECD(52.3%),与美国(56.9%)相比也占压倒性优势。但她们的就业率以2020年为准为56.7%,低于美国(62.2%)和日本(70.7%)。韩国产业的制造业偏向是原因之一。从2020年韩国15大行业女职员比例统计看(CXO研究所),食品、金融、流通业为40%中段至50%中段,而制造属性较强的机械、汽车、钢铁业则为4~6%。
过去研究所也是如此。以2000年为准,女性人力比例为10.2%。但到2016年大幅改善至19.7%。虽然没有2022年的统计颇为遗憾,但应当远高于此。这一统计意义重大。因为它显示出,韩国制造企业若进一步强化研发,女性人力的利用率有可能迅速改善。而且是高薪女性人力的比例增加。这可能在女性劳动市场引发结构性变化。既然有这些效果,仅以税收公平性为标尺来限制研发激励,这样做正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