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的幸福,若以百分为满分,是多少分?人们感受不到幸福的原因非常多样。Good Life Lab就是这样,针对生活多个领域中决定人们幸福的各种因素以及感受幸福的程度进行诊断,并为每个人提供适合自己的定制化‘幸福’解决方案。”
Seoul Economic Daily于20日采访的Good Life Lab代表崔仁哲(见图)如此表示:“真正幸福的生活,始于将自己的幸福数值化,进行准确的测量与诊断。”崔代表指出:“我们周围存在身高、体重以及关于经济状况的各种指标等许多可以测量生活所需信息的数值”,“但最重要的我们的心理状态,却找不到数值化的形式。”他强调:“如果能知道自己的幸福大概是多少分,寻找通往幸福的道路就会容易得多”,“在Good Life Lab,我们以天生气质、消费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学校或职场生活等多种要素为基础,测量每个人的幸福分数,诊断当前幸福程度的原因,并为客户提出能够更幸福的方法。”
身为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首尔大学幸福研究所所长)的崔代表表示,为了让人们了解什么是幸福地生活,他决定创业。2010年设立幸福研究所的崔代表,今年已是第13年为超过1万名教师开展关于幸福的课程。崔代表说:“我做的是开设以幸福为主题的课程并向各级学校推广的工作”,“并不是直接给学生上课,而是向教师讲授幸福,再由他们回到各自学校教给学生的方式。”
崔代表用“illness(疾病)”和“wellness(健康状态)”两个概念来说明Good Life Lab的服务。他说:“illness是已经需要心理管理的状态,需要接受咨询或心理治疗”,“wellness是让普通生活变得更丰盈、更有意义的状态,Good Life Lab专注于把个人的生活从illness转变为wellness。”
在Good Life Lab,负责把illness转变为wellness的人被称为“wellness科学家”。崔代表说:“Good Life Lab聘用的是通过对幸福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而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专家”,“围绕wellness科学家,我们也持续进行内部开发过程,研究如何把关于人类心理的专业性更好地应用于客户。”
崔代表说明,Good Life Lab并不是单纯提供咨询的诊所,而是管理整个人生的“Life School(人生学校)”服务。他说:“Life School是学习并成长、掌握幸福生活方法的地方”,“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校,但为了与通常的心理诊所区别开来,我们确立了‘School(学校)’这一服务身份。”也就是说,不是在出现问题之后才接受治疗,而是通过持续的辅导与教育项目,帮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增进幸福。
他说:“从心理学家的角度看,人内心的问题很难只靠咨询解决,也有不通过咨询就能解决的部分”,“可以去看看美景,也可以运动,还可以利用各种提高生活质量的福利服务。”他接着说:“人们通常会思考让自己幸福的方法,但往往停留在只是下决心的阶段”,“Good Life Lab所做的,就是研究如何让人把自己的决心落实为行动,并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帮助人们更幸福。”
那么,如何把幸福这种情绪数值化并准确诊断呢?崔代表强调,幸福绝不是笼统的概念,而更接近非常具体的状态。他说:“观察人在感受幸福的瞬间正在经历什么,就能发现若干特定要素”,“一个是围绕这个人的环境,即外在要素;另一个是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能战胜困境的心,即内在力量。”他说明,迄今为止的心理关怀只专注于内在力量,而Good Life Lab则同时考虑外在要素来诊断幸福水平并帮助提升。
他说:“测量性格与价值观、消费模式与人际关系、职场中的经验等多种要素,就能得出一个人的档案,从而掌握是什么决定了这个人的幸福水平”,“有些人可能性格本身就不利于享受幸福,有些人可能问题在于职场生活,存在多种情形,问题显现之后,我们就据此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崔代表说明,幸福测量检查与血液检查有相似之处。他强调:“正如抽一滴血就能了解整体健康信息,把人的内心拆解开来测量,就能具体判断当前处于多幸福的状态”,“在分析个人生活之后,提供能够增进幸福的定制化方案,并配备教练帮助其顺利执行,使之自然成为习惯。”
这种测量幸福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方式,已经是在美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成熟商业模式。崔代表说:“美国的心理关怀企业‘Spring Health’与Good Life Lab的方向完全一致”,“它不只靠咨询解决个人精神健康问题,而是提供包括法律、税务在内的多种服务,朝着解决生活各类问题的方向扩展了心理关怀方式。”
凭借独特的服务,与大企业的合作也在急剧增加。崔代表表示:“今年1月成立法人后仅8个月,就已确保多家大企业客户,达到能够取得有意义规模营收的程度,目前提供测量员工幸福并诊断结果的基础阶段服务”,“虽然没有专门做宣传,但口碑传开后,来自在全球范围内也屈指可数的韩国大型企业的咨询很多。”
作为一家能够创造巨大社会价值的企业,在创业初期给予助力的天使投资人也很多。他介绍:“(天使投资人)不仅看好Good Life Lab的成长性,也看到了社会价值,因而参与投资”,“有一位一提名字在韩国无人不知的企业代表,还同时提出咨询与投资请求,积极表达了支持。”他接着表示:“公司的未来可能性与价值获得了高度评价,目前也在筹备下一阶段的投资。”
就像此前出现的法律、税务平台那样,Good Life Lab与精神科医生、专业咨询师业务领域重叠而引发矛盾的担忧是否存在?崔代表说“不会有矛盾”。他说:“Good Life Lab不是直接治疗诉说严重抑郁的人,而是为其对接所需解决方案的服务”,“通过咨询从内心寻找解决方案的个人化路径也有必要,但Good Life Lab集中提出的是改善围绕个人的组织、环境与共同体的方向,因此与精神科医生、专业咨询师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极小。”
崔代表计划今后推出以人工智能(AI)为基础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他说:“我们想借助AI提供超高度化、个人化的定制方案”,“例如30多岁的职场妈妈,如果因过度繁忙的日常而承受压力,为她对接家庭清洁服务就能提升幸福感。”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超越单纯接受咨询层面、为每个人提出切实解决方案的方式。
公司还计划强化帮助践行幸福增进的服务。他表示:“无法持续把计划好的事付诸实行,是维持幸福生活的最大难题之一。”他补充说:“人们虽有想做某事的意志,却被繁忙的日常压得难以实践”,“我们将发挥在心理学领域的优势,集中构建辅导人们如何把想法转化为行动、过上想要的生活的体系。”
He is…
△1967年生于首尔 △首尔大学心理学系 △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博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首尔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首尔大学幸福研究中心中心长 △创立Good Life La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