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战略的180度转变或许发生得更早。不过稍能察觉的时点,记忆中是2017年12月。当时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强调“经济安全”,并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者。随着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美国对中国威胁论的立场被更明确地整理之后,才显露出美国原本希望以相互合作而非竞争为基础共同成长的对华战略本身已经改变。2018年7月以后,美中关系的矛盾比以往更加清晰可见。那就是高税率的报复性关税。如此开始的贸易战,四年后的今天仍未解决。
这种状况在乔·拜登政府上台后仍在延续。表面上说与上届政府不同,转为间接战略,但本质上并无变化。相反,在11月中期选举临近之际,对中国的牵制进行得更为露骨。今年7月底,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内容是向半导体产业与研究投入2800亿美元,最重要的宗旨是把半导体等生产设施吸引到本国境内。其中包含获得美国政府补贴或税收优惠的企业不得在中国新建或扩建设施的条款。这是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直接牵制。以美国政府过去猛烈批评他国支持特定产业或扶育企业为不公正的态度而言,这是一项难以理解的政策。
随后又出现了能更直白窥见美国对华态度的法案,即《通胀削减法案(IRA)》。虽然命名为通胀削减法案,但外界评价称很难找到能直接降低通胀的内容。核心内容在于培育本国境内的生产基础。主要内容之一的电动车购买税额抵免,基本条件是在美国组装、生产。更进一步,要求电池和矿物的一定比例以上在美国生产,使用在中国等受限国家生产的电池和矿物的汽车将完全被排除在外。
这并非要展望美国与中国或世界局势。只是想指出,过去30年被理所当然接受的“全球化”体系所产生的问题,正以美中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正在进入某种并非全球化的世界。问题是,身处其中的我们仍不习惯非全球化的世界面貌,也不知该如何应对。从投资者的立场看,情况更加棘手。不过在描摹非全球化的世界面貌时,仍有一个念头清晰浮现,那就是“本国优先”这一本质。
本国优先并不会对所有国家都同样仅意味着危机。也有国家能把本国优先主义变成机会。第一个条件是构建坚实的内需消费市场。第二,由于相互合作变得困难,必须拥有技术优势和垂直的产业供应链。最后,必须掌握关键货币,或受关键货币影响较小的金融体系,才能在资本流入流出中不被动摇。同时具备这三点的国家并不多。也许听起来有些意外,但结论是美国和中国好歹具备这三个条件,其余国家只能直接迎受“本国优先”的逆风。虽有令人不甘之处,但现实就是现实。过去我们认为寻找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投资的基本。这没有错。然而世界共同成长的时代正在收尾。在一个国家中寻找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固然重要,但如今寻找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并进行适当的资产配置,也将成为重要的投资基本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