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是日本经济重大转折点“广场协议”签署的一年。在罗纳德·里根政府时期,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双赤字令美国难以承受,在美国主导下,9月22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五国财长齐聚纽约广场饭店,共同商定引导美元贬值。
广场协议当时日元对美元汇率约为240日元,仅一年后就调整至150日元区间。汇率调整令经济受到冲击后,日本担忧日元升值型萧条,将原为5%的基准利率到1987年逐步下调至2.5%。降息与市场流动性增加使资金涌向房地产和股市,在1980年代后期形成了极端泡沫。
1991年房地产泡沫顶峰时,东京平均住宅价格比1983年上涨2.5倍,商业用地则上涨至3.4倍水平。当时甚至有“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说法。
股市方面,日经指数从1983年的1万日元左右涨至1989年末近3万9000日元。1989年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市值居世界第一,全球市值排名第一至第五的企业全部是日本企业,前20家企业中有14家是日本企业。
日本经济泡沫因1989年加息、1990年引入房地产总量规制等开始破裂,大约10年间房地产和股市重新跌回1983年的水平。泡沫崩溃给日本经济留下巨大创伤。泡沫崩溃后不良债务累积,由此引发的企业与银行的负债及贷款调整持续进行,日本由此陷入长期萧条。
1991年日本经济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经济的15%,30年后的2021年降至5%左右。与韩国经济相比,1991年为韩国经济的11倍,如今为2.7倍。人均GDP略高于韩国,按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2018年已被韩国超越。
笔者在“安倍经济学”推进正盛之时曾在驻日本大使馆担任财经官,有机会与许多日本官员和专家探讨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与解法。许多人谈到泡沫产生及崩溃后应对过程中的政策失败和人口结构问题。简言之,就是未能阻止形成日本经济无法承受的过度泡沫,泡沫崩溃后也未能果断进行结构调整,而是安于既有体系。此外,1990年代中期以后因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日本经济失去了活力。
看到韩国的人口结构,不少人担忧韩国经济会重走日本之路。人口结构确实令人担忧,对此的应对也十分紧迫。但人口结构并不决定一切。只要在运营经济时避免产生泡沫,不安于既有体系,通过果断的结构调整努力提高生产率,韩国就不会走上“日本之路”,而能够开创“韩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