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16 | 여론독자부

[议题报告] 更强势的习近平,对韩国是利还是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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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正遭受新冠危机持续、俄乌战争、中美战略竞争等三重压力。清零政策下的城市封锁导致经济衰退与增长放缓,战争把中国的选择推入困境,中美竞争又因台湾问题而升温。此外,气候变化与新冷战阴影等多重原因,使中国今年提出的5.5%经济增长目标看来难以实现。

尽管面临这些难关,习近平主席的权力延续仍在稳步推进。因为9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已预告将在二十大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从党总书记制回归党主席制也已摆上桌面。亲政体制的构建意味着个人权力将以更强化的形态出现。而这种权力强化在对外层面将表现为攻势性、积极的外交。

━ 通过第三个历史决议与共同富裕积累政治名分 在需要转换局面的时期,中国always通过“历史决议”扩充政治基础、巩固最高领导人权力的正当性。第一个“历史决议”出现在1945年,试图为权力向毛泽东集中提供正当性。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1年,对毛泽东作出评价、对文化革命的失败作出总结,并为试图转向改革开放路线的邓小平提供了支撑。而2021年,时隔40年通过了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历史的名义为习近平主席提供了支撑。从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通过过程看,党内已把习近平主席的三连任视为既定事实,所需要的只是积累社会名分,以取得党员和民众对习近平主席继续掌权的同意。为确保统治正当性而提出的社会名分,正是“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既是有关增长与分配的新议程,同时也是习近平政府第3期的代表性政策方向。“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提及过的,并非新事物,但在继承毛泽东遗产的层面具有历史性。它也是一句顺应民众期待的口号——随着增长与发展政策带来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个人之间差距扩大、不平等加深,社会整体需要富裕起来。习近平政府第1期以反腐败、第2期以建设小康社会为前台,构建政治正当性。第3期则要通过“共同富裕”将其进一步具体化。 将与习主席任期同行的共同富裕政策

“共同富裕”是一项政策方向,也是政治口号,目的是让中国此前取得的成果——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在习近平政府第3期也能确实延续。2021年8月习近平主席亲自点名之后,它作为政策与愿景获得了力量。中国把浙江省指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谋求向全国推广。“共同富裕”战略意在扩大内需,并通过收入再分配壮大中产阶层。

但也有观点认为,强调再分配政策可能反而妨碍经济增长。因此,“共同富裕”的关键集中在如何在经济增长与再分配之间取得平衡。习近平主席也表示,“共同富裕”是在质量较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实现的。不过,为强化党的统治而对社会力量进行的吸纳与排斥,将如何与“共同富裕”相协调,仍是待解课题。

由于“共同富裕”是习近平主席的议程,它不会中途搁浅。但这也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目标。其设计是在具备中长期愿景、达到高质量经济阶段之后才得以达成。因此,“共同富裕”很可能与习近平主席的任期联动推行。至少在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基本阶段的2035年之前,它将被稳定推进。

━ 权力延续与制度的腐蚀 习近平主席的三连任是长期执政开幕的信号。2018年3月通过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作为内部规矩延续下来的政治局常委67岁留任、68岁退休(即“七上八下”)规范被打破等现象正在出现。目前名义上仍维持政治局常委之间集体领导体制的样貌,但在三连任确定之后,权力事实上将更多地加重于习近平主席个人。集中于一人的权力本身就是风险。过度的权力集中可能引发个人判断失误或政策失误的风险。这最终会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性,而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又可能发展为对外关系中的紧张因素。被强化的个人权力令人担忧其在对外关系中也可能更趋攻势。如果习近平主席的三连任确定、权限更加过度集中,党内意见或舆论压力等制约装置可能失效或形同虚设。过度集中的权力一旦向外投射,周边国家难免紧张感上升。在台湾问题上将出现更具攻势的应对。 中国战略空间的扩大与我们的应对

习近平主席在新冠疫情之后首次对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结束观望、开始行动的信号。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也很可能从观望姿态再进一步,作为调停者谋求国际角色。当然,其方式不会朝着强化阵营外交的方向发展。

因为在对外关系中,美国对中国而言依然是重要且最重要的国家。对周边国家关系会有所调整。中国将以更加强化的权力为基础,在对外层面展开更具攻势、更积极的外交。其中心就是包括韩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通过国事访问恢复首脑外交,具有扩充中国战略空间的意义。

我们当下生活在大模糊(big blur,边界融合)时代。边界消失,融合与创新快速推进。习近平第3期同样会把既有边界抛在身后,各种创新潮流将在多个现场出现。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强化个人权力、启动长期执政的同时,将在对内对外都展现毫无顾忌的行动。经济与安全的区分将消失,价值与利益的区分也将变得不清晰。

因此,习主席的三连任将以不同于既有中国政治惯例的方式展开。他将拥有超越任何一位最高领导人的强化权力,在几乎所有领域展现不受边界拘束的大幅度行动。对外关系也不会例外。我们也需要基于原则论,把此前在中美之间所持的战略模糊性转变为战略明确性,实现超越边界的战略大转换。

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利益,在大模糊时代已没有太大意义。由于中国正处在以强大权力打破边界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朝着采取更明确立场的方向修正、完善战略。在我们首先确立明确对外原则的基础上,不应偏向价值或利益的一方,而应在兼顾价值与利益的层面提升战略透明性。

例如,我们通过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来融合价值与利益也是必要的。中国变大,我们也要以变得更大的战略来应对,才能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杨甲镛责任研究委员是……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以中国政府与政治为专业取得博士学位,曾任成均馆大学成均中国研究所研究室长。他试图以惯例、名分与意志这三个要素来解读和剖析中国的政治变化,研究惯例的延续与变化、作为社会名分的党员与民众的同意,以及依领导层改变现状的意志与能力而产生的中国政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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