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界指出,在技术霸权时代、经济衰退担忧加剧的情况下,尹锡悦政府当初宣称要打造五大强国(G5)科技强国的蓝图与战略却不太清晰。
首先,2日提交至国会的明年政府研发(R&D)预算案为30万6574亿韩元,仅比今年(29万7770亿韩元)增长3%。其中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主管的研发预算为9万7500亿韩元,增长3.6%。在研发重点方向上,该部决定投资半导体、二次电池、下一代核电等超级差距战略技术(1万1000亿韩元)和航天、量子、尖端生物、人工智能(AI)、机器人等引领未来技术(2万4000亿韩元)。同时也将重点放在数字技术开发及与产业、公共领域结合等数字转型(2万5000亿韩元),以及清洁能源、低碳生态、资源循环等碳中和(2万3000亿韩元)上。还将关注国家战略技术和碳中和等人才培养(5800亿韩元)。
但明年总预算(639万亿韩元)相比今年本预算(607万7000亿韩元)增长5.2%,研发预算增幅则远低于此。这也与文在寅政府时期研发预算2019年增长4.4%、2020年增长18%、去年增长13.1%、今年增长8.8%形成对比。周星工程董事长黄哲周表示:“在国家危机状况下,必须尽快确保可替代占出口比重达20%的半导体的新成长动力,但目前尚未做好准备”,“科技界应开发别国未做的创新技术以创造成长动力,为此需要政府扩大研究资金支持。”
有分析认为,研发预算受到冷遇,也与科技副总理等指挥塔未能妥善构建有关。科技副总理曾是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和国民力量议员安哲秀在上届总统大选中的承诺。现政府在总统室废除了科技辅佐官,新设了科学教育特别辅佐官,但前教育科学技术部次官金昌经(汉阳大学教授)短暂担任该职后,目前处于空缺状态。经济首席室设有科技秘书官,但普遍认为其难以统揽科技界。总统直属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的指挥层构建也有所延迟,政权成立约110天后才内定由韩国科学技术团体总联合会会长李愚一担任副议长(议长为总统)。
尤为重要的是,科技界批评现政府虽强调自由,却未能真正构建自由而有机的研发生态系统。即在通过研发构建大学、政府出资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及产业化的有机合作文化方面存在不足。也有意见认为,现政府若要摆脱研发投资效率低下的“韩国研发悖论”,就必须制定有效使用研发预算的方案。
实际上,有人指出大学中依然以拿到政府等研究经费后写论文了事的文化为主导,优秀人才也未能得到妥善培养。首尔大学校长吴世正表示:“韩国大学仍停留在对标并追随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已面临极限,但难以看到足以超越这一极限的新尝试。大学的变化太慢了。”
政府出资研究机构通过竞争承接政府等研究课题并用作人力费的PBS(Project Based System)比重高达约一半,难以专注于国家任务型、解决社会问题型研究。眼下还须按照政府公共机构管理体系改编方案,在下半年削减10%以上的经常费和运营费预算,并从明年起裁减人员。出资研究机构包括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会下属的25家及各部门直属的机构,使用政府研发预算的约40%。其余由大学和企业获得支持。某出资研究机构院长强调:“本来因对出资研究机构细密的管理体系,在研究优先顺序选定和人员招聘、运用上就缺乏自主权”,“应像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所那样赋予研究院研发投资的自主性,才能防止预算浪费。”另一位出资研究机构院长也补充说:“如果赋予出资研究机构等公共研究院自主性,就能创造出比现在有影响力一半以上的研究成果。”在出资研究机构优秀人才流向大学的现实下,要求取消“盲选招聘”等不符合现场情况的监管的呼声也很高。
某出资研究机构的博士表示:“上届政府强调非正规职转正,现政府则要求裁减人员”,“研究人员士气大幅下降,应营造能够专注研究的环境。”
首尔大学机械工程系硕学教授朴喜载强调:“在像现在这样由政府分配研发经费的结构下,这些钱会像雪融化般消失”,“应聚焦于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的生态系统。必须尽快搭建大学和出资研究机构与企业合作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