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5 | 유현욱 기자,김지영 기자

日本、新加坡“产金结合”顺利推进…“以事后监管替代准入监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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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新加坡移动通信公司A公司遭黑客攻击,导致客户信息泄露。得知黑客事件后迅速行动的不只是A公司。当地三大商业银行之一的新加坡发展银行(DBS)也忙碌起来。DBS运营着综合提供房地产、汽车、旅游及休闲等贴近生活服务的“Marketplace”,而A公司正是其合作伙伴。基于A公司泄露的客户信息,消费者损害有可能蔓延至DBS的Marketplace服务。DBS立即进行安全检查并采取后续措施,黑客事件未再扩大。这是产业边界日益模糊的“大模糊时代”银行风险管理的一个案例。

银产(银行与产业资本)分离监管放松的议题浮出水面,但推进速度不及预期。金融委员长金周显上任伊始便提出放宽银产分离的议题,但在近期召开的第二次“金融监管革新会议”上,放宽银产分离的议案甚至未被列入议程。正如前述新加坡的案例,对跨业态风险传染以及银行“章鱼式”业务扩张的担忧,连监管放松的讨论都被阻挡。

然而,比韩国更早试验银产结合的国家指出,即便不采用便于行政的事前准入监管,仅靠事后行为监管也足以约束银行资本的贪欲。金融专家指出,如果再次重复因怕蛆虫而不敢做酱的局面,韩国金融业只能停留在井底之蛙的状态。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通过强化银行责任来化解这类担忧。2017年,MAS取消了银行开展可补充核心业务的非金融业务时须获监管当局事前批准的要求,放宽监管,使线上流通业等业务可自由开展。不过,房地产管理与开发、酒店及度假设施相关非金融业务等特定领域的非金融业务仍被禁止。规定银行非金融业务的管理、内部控制等须经董事会批准。也就是说,对房地产、旅游等可能成为新加坡经济风险因素的部分加以控制,而对放开的部分则强化银行责任。DBS同样按照内部自有标准选定合作方来运营Marketplace。DBS董事戴安·张表示:“我们综合考察服务信誉、道德性、技术安全、过往犯罪记录等,并依据标准对合作方进行审议与管理。”不过,MAS限制银行非金融业务的收益不得超过银行资本金的10%,相当于对银行不得忽视存贷本业加以约束。

日本金融厅也严格管理监督,以防银行业高度化公司等子公司的不良蔓延至银行本体。例如,银行设立以线上销售地区特产等为业的地区商社作为子公司,即使经营失败、子公司资本金耗尽,也通过管理出资规模使风险不致传导至银行。因为即便是资产达数千亿日元的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在银行内部资产中占比也极为微小。此外,日本各银行还依照金融厅指导,持续对子公司风险进行压力测试。

在银行风险管理与金融当局适当控制之下,放宽银产分离监管的国家多年来银产结合并未发生大事故,而韩国仍以陈旧的风险为由坚持银产分离监管。尤其是韩国对银行出资限制的监管强度处于全球最高水平。根据《银行法》第37条,银行不得持有非金融业公司超过15%的股份。美国、日本等原则上也禁止超过5%,但分别对创业企业、银行业高度化公司等给予了广泛例外。摩根大通通过并购(M&A)进入旅游业务、日本大分银行与地区商社合资打造并销售名为“Japan Blue”的钢笔品牌,这些都出自广泛的例外。日本地方银行协会综合规划室调查员若井奈奈子解释:“自去年11月起,地区商社承担商品的制造、加工也可在获得金融厅许可后进行”,“能够顺应地区状况与客户需求,提供不受既有银行业务束缚的多样服务。”

韩国政府也在迟来地修整硬性监管,例如决定对银行附带业务的认定作灵活解释,使面向企业客户的物品采购、签约、下单等供应链管理成为可能,但仍不及预期。也有评价认为,与一个月前表态“不会只是敲石桥”的前瞻姿态相比,已在后退。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金东焕建议:“现行金融监管体系不仅妨碍数字金融创新,还产生监管套利,可能对金融业的均衡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为消除这些担忧,有必要在业务领域、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等方面明确规定例外禁止事项,把金融监管转为负面清单体系。”负面清单体系是以“原则允许、例外禁止”为代表的概括主义监管方式。

日本金融厅的监管指引提出的判断标准包括:△附带业务规模相对于固有业务规模是否过大;△是否被认定与银行业务具有功能上的亲近性或风险的同质性;△是否有助于利用银行在开展固有业务过程中正当产生的剩余能力等。要求整改一直以来使金融机构只看金融当局眼色、而非看金融消费者的僵化申报受理程序的声音也很大。金张法律事务所律师李贞敏指出:“银行附带业务本可通过申报开展,但实务中程序僵化到让人觉得这是审批制度而非申报制度。”专家们的共同看法是,这种僵化阻碍了银行通过附带业务推进多样化业务,削弱了金融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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