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5 | 정민정 논설위원

“监管重点应放在促进新旧产业竞争与创新,而非保护既得利益” [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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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给国民带来不便的“打车难”被认为主因在于文在寅政府时期强行通过的客运汽车运输法修正案(俗称“禁止Tada法”)。两年前韩国国土交通部曾把“禁止Tada法”宣传为“Tada活跃化法”,并强调“Tada会更多、更多样”。但受新冠疫情直接冲击,3万多名法人出租车司机离开行业,曾以Tada司机身份工作的1万多名司机会员也销声匿迹。政府最终为缓解深夜出租车不足问题,正在研究提高出租车费的方案,但平台业界指出这是“缺乏破除监管等根本对策的权宜之计”。仅在韩国存在的加拉帕戈斯式监管,涵盖远程医疗、法律科技(法律平台)等,多到难以一一列举。要确保战略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首先必须消除不符合全球标准的监管。

行政监管与数字法律、政策专家、高丽大学技术经营专门大学院教授李成烨5日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强调:“针对创新的监管政策不应只是保护既有产业的既得利益,而应把重点放在促进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上。”李教授表示:“全球首创的MyData服务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核心资源,但受制于现行法律和制度而陷入停滞”,并担忧“如果不破除脱离时代的加拉帕戈斯式监管,未来的增长动力也会熄灭”。

——如何评价即将上任120天的尹锡悦政府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

△6月底,《数字平台政府委员会设置及运营相关规定》经国务会议通过,7月起开始实施。数字平台政府是指在所有数据互联的平台上,由国民、企业、政府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并创造新价值。为实现尹锡悦政府的核心承诺——数字平台政府而成立委员会,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学界提出的成立数据、人工智能(AI)等数字大转型推进委员会,以及应对国家基干设施黑客攻击的网络安全委员会等建议并未取得进展。一边强调尖端技术产业的重要性,一边废除科学技术辅佐官和数字革新秘书官、也未设立主管该领域的首席室,这很讽刺。目前在这一领域,总统室只有科学技术秘书官。

——文在寅政府时期有很多批评指出委员会林立、效率低下。

△随着委员会林立,相对于成本的生产率下降,还有不少批评认为委员会沦为为政府政策正当化的手段。清理浪费预算、降低行政效率的委员会当然必要,但真正必需的委员会应予保留。特别是对于利益相关方交织、需要社会共识的现实议题,应通过委员会组织寻求解决方案。例如虚拟资产问题,从产业层面看应予培育,但从消费者保护层面看则需监管。新产业大多是双方立场尖锐对立的议题。为深入讨论这类问题,委员会形式的组织必不可少。

——对文在寅政府的ICT政策总体评价如何?

△应承认其功绩:2020年1月修订《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通信网法》《信用信息法》等“数据三法”,为ICT产业奠定了法律与制度基础。还新设了主管数据网络、数字政府业务革新、广播通信产业政策业务的数字革新秘书官。虽然如此奠定了培育ICT产业的基础,但由于是“进步政府”,一旦出现个人信息保护等议题,就毫无例外地受到市民团体左右。虽然搭建了可将各类数据用于产业的基础设施,却未能让数据经济开花结果,原因也在此。最终,制度基础建成却未能取得可见成果,被指为其局限。尹锡悦政府既亲企业,也很关注新产业培育,业界对此抱有很大期待。只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让已有制度得到充分利用即可。

——“禁止Tada法”实施已两年。如今出现打车难,市民怨声载道。

△这是无视消费者便利、向既得利益屈服的典型案例。本应降低新产业的进入门槛,同时放宽对既有经营者的监管,让优步、Tada、出租车等相互竞争。针对创新的监管政策应把重点放在促进新旧产业之间的竞争上。并以此扩大消费者的选择权、提升消费者便利和生活质量为目标。更进一步说,连把创新出行运营商纳入制度体系、使出行产业实现跃升的机会都失去了,非常令人遗憾。问题在于,这种沉溺于监管万能主义、使新产业枯死的情况屡见不鲜。

——海外是如何应对的?

△在我们制定“禁止Tada法”的相近时期,德国允许利用出租车代购生活必需品和食品的服务。日本也允许出租车司机从事餐饮配送业。让出行从业者可以从事配送或快递业务,既补贴了收入,也创造了新的岗位。2030年全球出行市场将扩大到1.5万亿美元(约2000万亿韩元)规模,而唯有我们因加拉帕戈斯式监管而落后。

——请指出仅存在于我国的监管案例。

△包括金融科技金融相关的严格网络隔离、对互联网专门银行过度的准入监管,医疗、健康护理相关的远程医疗监管,法律相关的法律科技监管等。就远程医疗而言,我国依《医疗法》仅允许医疗人员之间的远程咨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远程诊疗、远程手术、在线药品销售等全部不可行。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曾临时允许医生与患者之间的电话咨询与处方,但若《医疗法》不修订,非接触诊疗将再次无法进行。对法律科技的监管也急需改善。我国《律师法》明确限制与非律师者合伙经营。相反,海外的法律科技已融入既有体系,为降低法律服务成本作出贡献。举例来说,德国制定了法律服务法,允许与非律师者分配收益。平台的本质是比较推荐,如今正是从根本上质问:维持禁止平台居间提供法律服务的现行法律是否合理。

——您一直强调MyData,因为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需要重视数据管理。

△今年初从金融领域起步的MyData服务是全球首次尝试,意义重大。MyData是把分散各处的个人信息汇集起来、可一次性查询的“超个性化定制服务”。8月起还引入了公共MyData服务。它是指本人不必亲自领取并提交公共机构、行政机关签发的各类文件,只要向要求该文件的机构同意提供信息,签发机构就直接向要求机构提供信息的服务。这是走向数据经济乃至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所需的核心资源。但目前国内提供的信息连基本的“综合查询”都难以实现,未能推出新的创新价值,陷于停滞。

——数据产业停滞不前的原因是什么?

△最大原因是不合理的监管。事实上政府引入MyData的初衷是通过个人信息分析与加工进行定制化商品推荐。MyData经营者分析信用卡消费记录、保险信息、投资信息等,推荐有利的金融商品,消费者以合理成本享受为自己定制的服务,这才是MyData服务的最终目标。但去年9月韩国金融委员会依据《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作出法律解释,认定既有MyData经营者提供的大部分比较推荐服务属于非法服务。《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防止不完全销售造成消费者损失,但矛盾的是,它既违背消费者便利,也成为MyData产业发展的障碍。有必要参考日本的做法:依《金融服务提供法》,凭“金融服务居间业”单一牌照即可一站式居间多个业种的金融商品。目前以个人信息传输要求权和个人信息管理专门机构指定规定为核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正案仍搁置于国会,为确保未来增长动力,政界应从大局出发作出决断。

——个人信息保护等安全议题也不少。

△当然也可能出现隐私保护或“老大哥”议题。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MyData服务的扩大是不可逆的趋势。要真正开启数据经济,必须在个人信息利用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并最终朝着增进作为消费者的信息主体的权利与利益的方向前进。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中,应避免伦理或法律的声音过大。我国法律过剩现象尤为严重。应通过对相关业务的细致研究,仅在必要时引入监管,采取负面清单方式。因为法律和制度无法跟上新产业的发展速度。

◆He is…

1967年出生于大邱,毕业于高丽大学法学系。之后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法学硕士,在首尔大学获行政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通过行政高等考试后,曾在信息通信部、国务调整室等任职。在金张法律事务所担任广播、通信、互联网、个人信息领域的专业律师,之后以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为起点,作为行政监管与数字法律、政策专家开展活动。自2017年起任高丽大学教授,现任高丽大学技术法政策中心主任、数据人工智能法研究中心共同代表、韩国数据法政策学会会长等。此外还担任今年初成立的MyData论坛首任会长,主导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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