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我走访了一家公共部门的制造企业,一名从事非常轻松、简单劳动的高中学历工人在退休前的工资约为1亿5000万韩元。这说不通。个别企业的工资结构就是这样固化下来的。”
这是上月26日在首尔高丽大学举行的韩国劳动社会论坛上,A教授在被问及职务工资时的回答。一直主张废除按工龄而非能力加薪的年功工资制的A教授,在讨论会上很少语速加快或提高声调。这一天不同。A教授说:“(已经支付1亿5000万韩元的)公司的选择很明显”,“为了在企业竞争中生存,它们不会新招青年劳动者,而会选择外包、自动化和非正规职。”A教授批评的不是工资水平是否适当,而是决定工资水平的结构性歧视。即企业为满足以工会为中心的待遇改善要求而动用有限财源,从而无法招聘青年人力,并试图以更低廉的成本获取劳动力。这是造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总承包与分包、正规职与非正规职这两个阶层工资两极化的原因之一。若把大企业正规职的月薪视为100,即便做同样的工作,中小企业只有50~60,非正规职停留在70左右。在大宇造船海洋分包企业罢工过程中,也暴露出焊接工龄超过10年的分包员工仅领取最低工资水平薪酬的不正常状况。
近来“敢说话”的劳动学者有增多的氛围。一方面,像A教授那样,针对打出劳动改革旗号的政府指出劳动市场问题并提出建言。另一方面,对政府的反劳动政策和国政运营提高批评声音。
在A教授参加的那场论坛上,B教授的提问也让全场为之聚焦。B教授对作为主题演讲人的韩国雇佣劳动部长官李正植指出:“对于特殊形态劳动从业者、分包工等处于实定法死角的劳动者,政府只强调法律与原则”,“这等于只是在说特殊形态劳动者和分包工在违法。”这是指出政府在大宇造船分包罢工等一系列劳动界争议中“依法依原则应对”这一态度的局限。总承包方称法律上没有与分包进行谈判的义务,分包方则称作为实质雇主的总承包方有谈判义务,双方说法完全相反。在现行制度下,分包罢工从总承包方立场看永远只能被视为违法。
1日雇用劳动部为听取关于重大灾害法施行令修改意见而召开的讨论会上,还发生了C教授离场的事。C教授指出要求修改重大灾害法的经营者团体称:“重大灾害法案件连一审判决都还没有出来。”1月27日施行的重大灾害法,是对发生重大灾害的企业内经营责任人追究安全保健管理体系义务并予以刑事处罚的法律。劳动界认为这是为防止重大灾害应进一步强化的法律,经营界则认为处罚过重、应予放宽,评价截然不同。当时出席讨论会的一名经济团体人士回应称“只是一味谴责要求修改重大灾害法的经营界”,从而导致C教授退场。在政府主办的讨论会上,出席者中途退场实属罕见。据称当天现场高声与恶言交织,争论激烈。金属工会2日发表声明称:“出席教授是出于对讨论会偏向性和经济团体蛮横行为的愤怒而退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