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9-01 | 최형욱 기자

[书架] “收入主导增长政策是韩国进步阵营集体智慧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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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时薪1万韩元和收入主导增长论,不仅是文在寅政府经济政策幕僚的主张,也是韩国进步势力长期达成广泛共识、主张了20多年的政策。如果收入主导增长是错的,那就属于韩国进步阵营‘集体智慧酿成集体错误’的情形。”

书名颇具挑战性的新书《好的不平等》,并非出自保守派经济学家之手,而更像是进步阵营政策专家的自我反省书。作者曾是民主劳动党和进步新党的创党发起人,自2012年起在民主党活动。在文在寅政府时期,还担任过总统直属收入主导增长特别委员会专门委员。

他将文在寅政府定义为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不同的、实践了‘25年份进步政策’的‘25年份进步政府’。理由是,大幅上调最低工资、非正规职转正、缩短工时、大幅扩大社会福利、房地产政策上大幅提高综合不动产税和转让税、租赁三法、脱核电政策等,几乎把1997年外汇危机以后韩国进步势力内部形成共识的政策全都实践了一遍。

崔炳天 新增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但结果却是最糟糕的‘就业冲击’和不平等扩大。2018年最低工资上调16.4%后,当年新增岗位仅增加9.7万人,最低一、二分位(各占20%)的收入骤减。即便按任期来看,金泳三政府以后历届政府的年均新增就业者都超过33万人,而文在寅政府不足20万人。

为什么会这样?韩国进步势力通常认为,不平等扩大始于1997年外汇危机,原因在于财阀、新自由主义、非正规职扩大等积弊,不仅保守政府,连金大中、卢武铉政府也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作者批评说,这种成见本身就是错的。他还指出,进步阵营误以为不平等有害于经济增长,并且只在国内而非全球层面寻找原因与替代方案。

崔所长基于各类数据,认为不平等加剧的起点是1992年韩中建交。随着中国经济崛起,韩国大企业出口大丰收,1987年劳动民主化后议价能力增强的大企业劳动者工资也急剧上涨。从上层收入提高这一点看,这是‘好的不平等’。相反,2014年习近平政府宣布‘新常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中间产品国产化等,对华出口额骤减,韩国的不平等也在缩小。这属于‘坏的平等’。

作者指出:“韩国进步势力强烈倾向于认为解决不平等是‘进步的使命’,而出口、增长、投资是‘保守的议题’”,“但现实不是一元一次方程。可能存在好的不平等,反过来也可能存在坏的平等。”总之,不平等本身并非绝对的恶,应与其他经济指标一起进行均衡分析。

那么,进步阵营为何出现集体思维的错误?作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受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式阶级论残余影响,陷入了必须压制大企业和富人、帮助劳动者和平民的罗宾汉式世界观。除‘资本对劳动’之外,忽略了‘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劳动对非劳动’等多样的不平等因素。

即便有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也尽量回避养老金改革、引入职务工资制等对上层劳动者不利的政策,这就是‘资本对劳动’阶级论的典型例证。此外,以劳动话语看待世界、只关注工资不平等,结果导致忽视家庭收入和资产不平等的解决。作者还指出,现实中‘真正的底层’不是低工资劳动者,而是65岁以上的贫困老人。“韩国进步势力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更接近‘社会运动’而非‘社会科学’的逻辑。”

崔所长把既有进步学者的经济理论定义为“向上层再掠夺,向下层再分配”式的‘积弊经济学’。作为替代,他提出应对国际秩序变化、全球化形态、技术变革的‘环境变化经济学’。他表示“必须坚持同时重视不平等、经济增长、就业、出口投资的综合视角”,并提出强化竞争力、通过阶层阶梯恢复活力、通过改善社会弱者待遇缩小不平等等三大经济政策方向。他特别指出,基础养老金与韩国国民年金的平衡等‘超高龄化对策’是缓解不平等的核心。2.2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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