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国家为中心,中小企业政策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重点是培育风险企业等初创公司,以改变陈旧的产业结构。但近来这类政策出现了变化,原因是人们认识到只侧重初创企业,对创造就业和确保国家竞争力并不有效。英国就是典型。该国发现,每年6%的高成长企业创造了54%的新增就业(以2009年为准)。于是新的中小企业政策登场,即规模化(scale-up)政策。在培育初创企业之外,又增加了扩大企业规模、最大化创造就业和附加值的政策。结果,欧洲独角兽企业中有40%以上出自英国。随后欧洲和美国也加入了这一政策。
韩国的Ministry of SMEs and Startups也了解这一趋势。因此出现了瞪羚企业培育政策,这是对最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年均10%以上的中小企业予以支持的制度。但从国家整体层面看,推动规模化的动力非常薄弱。因为韩国并未从就业和附加值创造这一国家生存的视角看待规模化政策,而是从保护弱者、公平性等社会政治层面来看待。
欧洲彻底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待规模化政策。他们将这一政策分为“scale-up—scaler—super scaler”三个阶段推进。scale-up指吸引100万美元以上投资的企业,scaler指获得1亿美元以上投资的企业,super scaler则指吸引10亿美元以上投资的企业。可以看出,规模化政策一直延伸到小企业(初创)—中型企业—中坚企业。
但在韩国,这样的政策行不通。理由是:国家有限的资源应当支持无力而弱小的企业,而不该支持已经长大、能够自立的企业。忠实体现这一逻辑的典型例子是信用保证基金的保证期限政策。企业设立并获得保证后约10年,就开始缩减保证额度,原因是公平性问题。但对该企业而言,这一时期正是规模化的关键期,自然也是最需要资金的时期。企业把所有担保都抵押给了银行,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信用保证基金,而恰恰在此时开始缩减保证。
西方社会并非不懂公平性或保护弱者才推出规模化政策,而是因为认识到创造优质岗位、增强国家竞争力同样是国家生存的必需。不幸的是,韩国对企业诞生、成长、获得全球竞争力并创造更多就业与国民财富并不感兴趣。因此,韩国的未来是否光明,我实在说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