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31 | 오현환 논설위원

“《通胀削减法》等美国风险,需以持续而精致的多边外交化解”[清论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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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美霸权之争和乌克兰战争等影响,国际通商环境急剧变化。韩国因全球贸易量萎缩和原材料价格暴涨而承受史上最大的贸易逆差。更糟的是,美国制定《通胀削减法案》(IRA),将韩国产电动汽车排除在补贴对象之外。依靠出口生存的韩国,其通商战略是否存在问题?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崔炳镒强调:“面对新冷战时代,必须发挥主导参与全球供应链重组的谈判能力”,“应以与美国的战略同盟为中心,通过持续而精细的多边外交守住我们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在聚焦与美国的价值同盟的同时,必须不断提出问题,以维持实质性利益互换的关系。

—预计将出现14年来首次连续5个月贸易逆差。依靠出口生存的韩国,通商战略是否有问题?

△中美霸权竞争、新冠疫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三大因素给世界经济带来结构性变化。由此金融市场可能动荡。但我们的经济体量已扩大,外汇储备也充足,不会面临过去那样的大危机。

—对华贸易收支自5月以来连续3个月逆差。

△今年是韩中建交30周年。韩国与中国在20年前还是互补关系,但从10年前起转为竞争关系。中国学到了韩国、日本、台湾企业的诀窍。

中国以监管束缚竞争对手,同时推进“技术崛起”。在显示器、电动汽车、电池领域,10年前技术差距还很大,如今中国已在数量和规模上席卷全球市场。我们不得不拉大与中国的差距。只有半导体领域稍有余地,电池的技术水平相近,但核心原材料对中国依赖度高,必须打一场不轻松的比赛。钢铁、船舶、汽车领域可视为与中国展开全方位竞争。

—意思是必须制定好对华战略?

△问题在于,在这种局势演进时缺乏国家层面的战略。文在寅政府一味低姿态,对企业的问题采取“自己想办法”的应对方式。因此企业过去10年只能各自求生。在中国转变为竞争者的过程中,国家本应出面主导解决问题并把企业的苦恼传达给中国,但没有做到。

—政府本应发挥什么作用?

△政府本应通过首脑会议、经济通商部长会议等,持续而执着地提出企业无法提出的不满。技术外流、不公平竞争、违反自由贸易协定(FTA)精神等是典型例子。如果政府无法单独提出问题,就应与在华投资的国家联合起来解决。

—中美新冷战、乌克兰战争令全球饱受痛苦。

△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时代正在落幕。1990年苏联解体后冷战消失,全球开始了国家让市民生活得更好的经济战争时代。过去30年里,即便体制不同也能自由交易,只要有技术,就能在全球任何地方采购零部件并生产成品。如今这样的时代正在落幕。美国总统拜登正让半导体、电动汽车的供应链始于美国、终于美国。俄罗斯与中国明显站在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对立面。如今必须以不同于过去的方式讨论经济效率。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价格负担,也要接受采购并不高效的产品。

—您认为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会带来什么影响?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为制衡中国,曾以华盛顿为一轴、一轴联合欧洲、另一轴联合亚洲,推动超大型FTA。此后在亚太地区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总统让美国退出了TPP。美国如今在国内已无推行FTA的政治力量。共和党赞成自由贸易,但要反映选区利益;民主党则在FTA未能就环境、劳工问题达成美国想要的标准时不予赞成。拜登总统放弃FTA,转而寻找可由行政部门主导的其他方式,于是找到了IPEF。不开放市场,而是让理念相近的国家制定相似规则。芯片四方也是让拥有半导体这一核心环节的韩国、日本、台湾共同会面,讨论制衡中国的半导体供应链与生态系统。但目前仍只是没有具体画面的草图。随着中期选举、下届大选结果,会不断起伏。

—您认为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的供应链排除战略?

△中国此前以四种方式尝试技术崛起。首先是保护本国企业,给予巨额补贴以缩小差距。第二是从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获得技术转让。很多情况下强制技术转移。投资企业以让出可以让出的技术,换取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第三是在全球进行并购(M&A)猎取。第四是利用间谍。据报道,中国通过“千人计划”把许多中国军人伪装成学生身份派往美国留学以窃取技术。但随着美国正式加强监视,这变得困难。并购也须获得议会批准。如今只剩两条路:自主崛起,或者迫使在华投资企业交出更多技术。这是中国的B计划。

—中国对参与美国主导秩序的韩国事事设阻。

△他们认为韩国是薄弱环节。日本明确站在美国一边,台湾虽被称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但要实行自由民主,因此自行站在美国主导的一方。他们似乎认为,只要中国强势施压,韩国就只能低头。韩国一直如此行事。无论是右派朴槿惠政府还是左派文在寅政府,都未能妥善应对中国。

—您认为政府应对得当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在21世纪数字大转型时代,若不加入意在稳定核心半导体供应链的芯片四方反而奇怪。问题在于美国为本国利益抛出不合理的法案。在半导体方面,接受美国支持就10年内不得对中国投资;电动汽车若不在美国制造,或未按一定比例以上使用美国及与美国签署FTA国家的矿产、电池,就不给予补贴等优惠。与美国签署韩美FTA的韩国没有理由受到这种待遇。美国政界口头上强调同盟,却在未与盟国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强推。政府必须妥善应对这类风险。

—应如何应对来自美国的风险?

△若无法独自应对,就应与欧盟(EU)、日本等其他国家联合。不要像快开快凉的锅一样应对,而要展开持续的多边外交。我们的核心目标不是反华联盟,而是在新冷战、数字大转型、疫情时代稳定确保动摇的供应链。这在经济繁荣之前,是生存问题。在此过程中若排除中国不可避免,那就该这么做。这套逻辑要从总统到核心幕僚、部长都熟悉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仅以“这不是制衡中国”式的简单应对,并不是像样的战略。

—我们在多边外交上偏弱吗?

△特朗普总统4年间制衡中国时使用了两种方法:或由美国单方面出手,或拉入欧盟和日本共同应对。可以说欧盟和日本是外交的核心环节。但日本不愿承认韩国为伙伴,欧盟也从未认真把韩国当作外交伙伴。中国以巨大市场为诱饵接近欧盟,在与美国共同形成三分天下的长期战略下行动。欧盟也像我们一样推行安保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安美经中”战略。韩国的政治家与行政官员必须理解,在新冷战时代我们与日本、欧盟同坐一条船。如果我们不积极出面,欧盟和日本不会认为韩国是他们一方。必须摆脱只看华盛顿或北京眼色的做法,展开具有战略性的精细外交。

—有意见指出,为降低中国风险,应降低对华依赖度。

△若中国与我们体制相同,就不成问题。我们努力做好邻居,但通过中国的萨德报复已确认,双方已到了无法再接近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正以尽快挤走美国、称霸地区的算计行动。问题是进入中国的企业的技术大量流向中国,可能作为威胁我们安保的回旋镖返回。政府应设立指挥中枢,分析半导体、电池、无人机、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是否会外流并反过来对准我们,并判断能否加以控制。这就是经济安保问题。虽然要减少对华依赖,但更大的问题是守住经济安保。

—也有人说韩国未能展现主导性的通商领导力。

△韩国在21世纪最初10年通过积极的FTA谈判展现了主导性的通商领导力。虽起步较晚,但在开放发达国家市场、同时开放本国市场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然而朴槿惠、文在寅政府时期成为通商领域的“失去的10年”。陷入自满,全力押注韩中FTA,未能搭上集团化的TPP。误读局势,对中国采取了浪漫化的接近方式。曾抱有玫瑰色幻想,以为中国会推动平壤走上谈判桌、朝鲜会在核问题上自我克制。如今必须冷静看待现实,准确判断风向来运用战略。

◆他是…1958年生于大邱,毕业于首尔大学经济学系,在美国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职通信开发研究院,现任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世贸组织基本电信谈判韩国首席代表,其后出任韩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还曾担任国际通商学会会长、韩国谈判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现任SK集团奖学基金会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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