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再度扩大。据大韩商工会议所数据,300人以下中小企业相对于300人以上大企业的工资水平去年为61.72%,比2020年的63.29%再次下降。原因是去年大企业的工资涨幅(6.6%)远超中小企业(3.9%)。据韩国雇佣劳动部数据,今年一季度大企业工资涨幅也达13.2%,为2018年一季度以来最高。在新冠疫情复苏局面下,大企业工会等诉求集中释放,劳动市场两极化问题再度加剧。
企业各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是1987年进入民主化时代后,以大企业和公共部门正规职为中心建立起强势工会,声音日益增大并垄断了增长成果,这是重要原因。工资不是由市场原理、而是由工会力量决定,长期累积下来便固化了双重结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外汇危机后合法化的非正规职急剧增加也影响很大。文在寅政府曾以改善此问题为名强推“公共部门非正规职零化”政策,但工薪劳动者中非正规职比例反而从2017年8月的32.9%上升至去年8月的38.4%。
劳动市场两极化导致劳动意愿萎缩,并引发青年失业、女性就业不振、少子化等问题,拖累我国经济。政府首先应对工会的非法罢工严正应对,明确表明“以闹取胜”不再行得通。改变以年功序列为主的薪酬体系的努力也十分迫切。此外,还应提高劳动市场灵活性,使市场机能在工资决定过程中发挥作用。我国一直被全球国家竞争力评估机构指出劳动市场灵活性处于垫底水平。应放宽对大企业和正规职的劳动保护水平,提高对中小企业和非正规职的保护水平,逐步整合两极化的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