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很善于快速追赶领先国家。但害怕去做别人不做的事。只有摆脱这一点,才能获得诺贝尔奖,也才能推动影响力大的技术产业化。”
吴世正首尔大学校长近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韩美科学技术学术大会(UKC)的一家酒店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看研发(R&D)或社会体系,我们总是先问‘美国、日本等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按我们的情况加以变形套用。”他强调:“美国等科技领先国家会给先行者(first mover)研究加分,而我们却把自己变成了快速追随者(fast follower)”,“首次尝试失败概率也高,但要蜕变为领先国家,就必须大胆尝试新事物并容许失败。”
——如何看待韩美之间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活动?
△美国对韩国科学技术的关注度也提高了。特别是进入技术霸权时代,科学技术的领域已扩展到创业与经济、外交安保等方面。现在正是探索韩美科技伙伴关系的时候。只是,若在美的韩裔科技人士能追求与母国共赢并发挥更多作用会更好,但现实中似乎并不容易。
——韩国国内科技支援机构与美国机构之间的组织性合作也不足。
△美国机构希望产生协同效应,而我们往往难以很好配合。通过各机构间协定开展的各种研发项目或人才交流,现实中并不顺畅。相比之下,基础科学领域的合作还算好一些。
——谈谈大学吧。您担任首尔大学校长约三年半。
△韩国国内大学仍停留在对标并追赶发达国家的水平。很难看到能够超越这一层次的新尝试。三星集团迅速变革,战胜了日本索尼。但大学的变化太慢。如今模仿别人已面临极限。本应进取地进行新尝试,但大学体系不允许。资源也不多。要获诺贝尔奖,就得聘用率先做新事情的人当教授。可我们看的是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一旦拿到终身教职(保障至65岁退休的教授)就无法让其离开。这与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大学形成对照。
——作为校长主要做了哪些努力?
△首先是努力降低“专业之墙”。也调整了部分院系间的研究生招生名额。首尔大学出身者大量进入公务员或法律界,为鼓励创业还成立了首尔大学控股公司。要降低对政府的依赖,不是得自己赚钱吗?把盘索里与流行乐融合而成名的“李日吒”的四名主唱出自首尔大学国乐系,他们没有依靠学校帮助就开辟了新天地。因此,为鼓励其他学生挑战,设立了文化艺术院。
——美国、新加坡等大学竞争力领先的国家,有整合院系或不分专业招生的趋势。
△看海外大学的变化,程度令人害怕。但我们的大学社会非常保守。作为校长,我努力把大学体系从以供给方(教授)为中心,转向以需求方(学生)为中心,如扩大双专业、辅修等。也大幅放开了原本附加在双专业上的名额或学分限制。今年共同获得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的许埈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兼高等科学院学者、首席教授,在首尔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时五门课中有四门得了F。但他通过双修数学得以毕业。教育体系就应这样转向容许失败。首尔大学也应像KAIST或浦项工科大学那样,今后一年级不分专业招生,二年级再选择专业。
——据我所知,首尔大学自然科学学院在1990年代曾引入不分专业招生,但不久便废止。
△是的。因为人气下降的院系反弹等,伴随了不小的阵痛。
——首尔大学近期发布的《2025~2040年发展计划》报告提出推动新生统一招生和9月开学等。
△这是由教职员、学生和外部专家组成的长期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方案。即到2040年新生不分专业招生,并像美国那样每年9月开学、到次年5月结束,改为三学期制。报告中也有指出首尔大学教育质量、研究成果下降的内容。还包括打破院系与学院之间的壁垒、支持挑战性融合研究、加强国际化、创新大学运营与扩充财政、扩大社会贡献,以及在越南河内等地设立海外校区的建议。
——出发点很好,但估计也会伴随校内反弹。想对下任校长说些什么?
△长期发展计划需要教授们认同,但因利害关系推进可能不易。今后下任校长确定(明年2月1日就任)后,打算协商确定相关研究课题。希望下任校长打破专业之墙,把双专业和辅修比例从目前的30%提高到50%。财政独立也很重要。
——国家研发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您曾任韩国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和基础科学研究院(IBS)院长。
△研究支援机构最看重评价的公正性。主要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被引指数)。我们市场本就狭小,加上回避制度导致评价专家池有限。真正合适的专家不容易参与评价。从全球国家研发规模看,排名第四、比我们高一档的德国,评审者中一半以上用外国人。研究基金会因研发课题实在太多,做不到这一点。不过在担任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时,对每位研究者资助7亿~10亿韩元的创意课题,规定必须用英文撰写申请书,并把书面评审表寄给外国人。但效果有限。可以参考,但审查还是要聚在一起进行。评价费用花研究经费的1%~2%才有效,而我们花得比美国少。美国的评审者会聚在一起讨论评审两三天。对先行者研究会加分。相反我们则问别的地方做过什么。这是自找当快速追随者。
——IBS一旦选定研究团就长期资助,评价上应该花不少钱吧?
△IBS的评审者中外国人占一半以上。担任院长时,为在评价上多分配经费,我与预算部门反复争执。每个研究团每年资助100亿韩元以上(现在研究团增至约33个,减少到每年50亿~60亿韩元),我反问在评价上花几亿韩元有什么问题。
——外国评审者情况如何?
△IBS评价时也看论文数量和被引指数、是否在《自然》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等,而部分外国评审者甚至拒绝看这些。他们认为应该看申请书中的想法,否则可能产生偏见而无法正确评价。实际上在国外对提交利用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研究课题的研究者进行盲审后,研究生约占10%。
——采访了今年预算约60万亿韩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相关人士后发现,研发评价方式与我们明显不同。
△在美国,重视对想法的评价。看是否尝试新事物。论文等既有业绩被视为附带的。但我们的重点在于写了什么论文。这是让人难以放心挑战新事物的环境。过度强调客观性和公正性,把一切都用数字衡量。诺贝尔奖也只有尝试首创研究才能获得。若能把首创研究顺利延伸到应用与开发研究,还能实现影响力大的技术产业化。与美国不同,我国公共机构负责人频繁更换,缺乏一贯性,事业往往流于短期,这也需要改善。过去只要对标发达国家就行,问题不大,但现在必须显现我们自己的特色。无论科技界还是产业界,都必须彻底摆脱模仿他人的范式。
——四年前挑战校长选举之前,您曾任国会议员约两年半。
△国会体系并不要求专业性或愿景。要抛出细枝末节的话题才能出头。舆论也是议题设置很重要,却在放大一年后谁都不会记得的事情。评价国政监查时也看在媒体上出现了几次,议员们自然极为关注媒体。因此朝野抓住话柄吵闹争斗成了惯例。有一次,我为让在实验中被烧伤的研究生除伤害保险外还能适用工伤保险而提出了法案。可环境劳动委员会既没叫我去,也没有讨论。朝野意见不同的法案更是迟滞不前。我感到必须有政治力量,但初选议员有局限。当时一位部长出身的比例代表初选议员甚至坦言:“一旦出现某个议题,判断标准首先是它是否有助于我连任、是否有利于本党执政。”政界不应执着于党派性,而应先判断什么对国家利益重要。
◆他是……1953年生于首尔,创下京畿高中第一名毕业、首尔大学第一名入学并第一名毕业(物理系)的记录。取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硕士、博士学位后曾任施乐研究员,1984年被聘为首尔大学教授。历任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咨询委员、科学技术部复合多体系物性研究中心主任、首尔大学自然科学学院院长,以及韩国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和基础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2016年4月起作为国民之党比例代表议员活动,辞去议员职务后于2019年2月就任首尔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