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阻止毒品犯罪扩散,需要坚持严惩主义。”
这是一位在毒品侦查领域经验深厚的高级检察官的话。他强调对毒品犯罪者需要“惩一戒百”的理由很简单:吸毒等毒品犯罪不仅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还可能把其家庭、职场都推向悬崖边缘。单纯吸毒可能引发第二、第三起追加犯罪,因此与其无条件的“温情主义”,更应从严惩主义的视角看待案件,这是他的想法。此外,“即便想摆脱毒品,仅靠意志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也被他列为需要严惩主义的理由。
然而现实与一线的声音恰恰相反。据《2021年毒品白皮书》,去年被以正式公审或简易程序移交审判的毒品犯罪者达4199人。其中44%(2089人)在一审被判缓刑。一审被判缓刑的毒品犯罪者比重从2019年的41%(1723人)升至2020年的42.9%(1642人),呈逐年上升趋势。一审仅被判罚金的比重也从2019年的3.3%(138人)、2020年的3.7%(140人),增至去年的4.3%(205人)。也就是说,每两名毒品犯罪者中就有一人在实施吸毒·持有、买卖·介绍、进出口·制造等行为后,仅被判罚金或缓刑便被释放。正因如此,有观点指出,要根除在20、30多岁年轻群体中迅速扩散的毒品犯罪,在加强打击的同时,还须伴随法院认识的转变,例如修改量刑标准中的减轻事由。
现行毒品犯罪量刑标准将“无刑事处罚前科”列为减轻要素。此外,对于吸毒或持有嫌疑,“吸毒成瘾者自愿·积极治疗的意愿”也被明确列为可降低刑罚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便实施了毒品犯罪,只要是初犯或表明“将积极接受治疗”的意愿,处罚强度就可能下调一档。
视案件而定,有时确实需要法院从宽处理。因为单从法律上判断可能构成有罪,但结合各种情形,可以考虑所谓“情有可原”等嫌疑人的心境。但法律界内外的共识是,毒品犯罪不同。错误的温情主义可能只会让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林与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1982年提出的“破窗理论”成为现实。“把车窗被打碎的汽车丢在街上,会被解读为社会法律与秩序未被遵守的信号,从而更可能引发更大的犯罪”,同理,对毒品犯罪者的“宽大处理”只会催生第二、第三起犯罪。或许只有当法院改变对毒品犯罪的认识,“无毒国”的地位才能重新找回。侦查一线那句“毒品不是靠想戒的意志就能解决的。要摆脱恶的枷锁,需要非常措施”,并非无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