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危机家庭典型危险信号的“生计型健康保险费拖欠(5万韩元以下、逾6个月)”户数,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7万户,接近去年的69万户水平。拖欠金额也接近9000亿韩元,逼近去年全年拖欠额9514亿韩元。也就是说,仅6个月,拖欠户数和金额已接近去年全年规模。然而政府却以地方自治团体福利人力不足为由,反而缩减危机家庭发掘规模,令人担忧处于福利死角的第二、第三个“水原三母女”事件可能再现。
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26日消息,生计型拖欠者由2018年的92万9000户、2019年的83万8000户、2020年的75万5000户降至去年的69万3000户。累计拖欠金额也从2018年的1万3348亿韩元、2019年的1万1787亿韩元、2020年的1万308亿韩元减少至2021年的9514亿韩元。
持续减少的生计型健保费拖欠户数与金额今年双双出现反转。截至今年上半年,生计型拖欠户数为67万3000户,累计拖欠金额为8886亿韩元。健保公团相关人士解释称:“6月为准的累计拖欠金额略高,分析认为是因为拖欠者的缴纳期间仅为6个月、较短”,“若下半年加强缴纳提示并对部分拖欠金额作核销处理,累计拖欠金额有望减少。”
但也有分析认为,受新冠疫情和高物价影响,生计型拖欠者的保费缴纳能力比过去更为不足。医疗一线一位相关人士表示:“在担心无法享受健康保险的恐惧中,收到催缴通知书却连不到5万韩元的保费都交不出,这样的家庭境况可想而知”,“对弱势群体而言,今年3月1800万人感染奥密克戎的新冠大流行更是让他们走入困境。”
还有观点认为,去年和今年未实施健保费减免优惠也对拖欠增加产生了影响。事实上,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实体经济萎缩时,政府曾对低收入及弱势群体减免健保费。收入最低20%的人群获得3个月50%的减免,收入后21%~40%的人群获得3个月30%的健保费减免。但去年和今年未实施此类减免。
问题在于,受新冠疫情影响陷入危机的家庭在增加,而政府却以地方自治团体社会福利人力不足为由,反而缩减危机家庭发掘规模。据韩国社会保障信息院数据,政府发掘的危机家庭从2019年的63万3075户增至2020年的109万8134户、去年的133万9909户,但今年截至7月仅为52万3900户。与去年截至5月的74万5422户相比锐减。社会保障信息院相关人士解释称:“即便中央政府发掘大量危机家庭并下达给地方自治团体,负责人力也不足”,“今年起为减轻地方自治团体工作负担,正在缩减危机家庭发掘规模。”危机家庭支援须在中央政府向地方自治团体通报对象后,由地方自治团体进行居住确认才能推进,而可投入的专责人力不足,因此干脆缩减了危机家庭发掘规模。若危机家庭发掘减少,处于福利死角的家庭势必增加,第二、第三个水原三母女事件可能出现。
地方自治团体等一线现场表示,危机家庭数量大幅增加而人员补充不足,已出现“过劳”现象。据共同民主党议员姜善宇办公室数据,每名公务员负责发掘的危机家庭数由2019年的60户激增至2020年的92户。到了地方,人力不足问题更为严重。各地方自治团体福利公务员人均负责的危机家庭数差异很大。以2020年为准,首尔为59户,蔚山为217户,相差近4倍。每名公务员需负责100户以上危机家庭的地方自治团体,在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等17个地方自治团体中多达10个。人力不足会导致危机家庭调查质量下降,福利死角势必增加。某地方自治团体福利负责人解释称:“受新冠疫情影响走访程序更加繁琐,负责公务员苦不堪言”,“部分负责危机家庭的职员因疲惫而休职。”
京畿道等大多数地方自治团体在水原三母女事件后决定扩大名誉社会福利公务员制度,让居民代表、房地产中介、药师等当地居民参与,以加强现场走访等工作。但专家指出,以民间为中心的危机家庭发掘实效性不足,需完善制度。因为名誉社会福利公务员的活动手册和培训等不足,实际上只能依赖个人的自愿参与。京畿道某基层自治团体相关人士强调:“仅靠公务员无法发掘危机家庭,确实迫切需要民间帮助”,但“名誉社会福利公务员制度等支援不足,培训等也不够系统,需要缜密的制度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