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迎来韩中建交30周年,但两国国民间的感情却在持续恶化。最大原因是文化所有权之争。在韩国国民看来,端午祭、中秋、韩服、泡菜、结艺等起源于中国的主张,无异于否定韩国文化乃至韩国人与韩民族的认同。相反,中国并未以文化为由攻击越南、蒙古、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这是为什么?
新书《文化的时代,韩中文化冲突》以实际案例为中心,分析中国在习近平执政后唯独与韩国频繁发生文化冲突的原因与目标,并探寻解决方案。参与执笔的有东北亚历史财团韩中关系史研究所所长金仁姬等7位学者。作者们认为,中国掀起文化起源之争的原因在于,担忧西方文化流入带来的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威胁,以及作为优越文化观的中华主义被削弱。
中国在韩流鼎盛的2004年掀起了所谓“端午之争”。当时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端午节会成为别国的文化遗产吗》一文中引用文化部副部长的话煽动称:“如果别的国家申遗成功,我们将如何面对祖先?”自此,中国官员和媒体开始指责韩国是“窃取中国文化的小偷”。
东国大学中文系教授朴英焕表示:“当时中国把韩国端午祭称为‘西洋的节日’,或将K-POP等韩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同,把韩流视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流行。”“端午之争表面看是传统文化所有权之争,实际上是为了阻断西方价值观的流入。”国民大学中国学部教授尹敬愚(中国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也指出:“中国政府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性接受与拒绝是抗韩流的原因。”
也就是说,作者们认为,反对韩国文化的抗韩或反韩,在政治层面上是为了阻止西方意识形态威胁共产党体制,在经济层面上是为了防止以韩流为首的西方文化产业侵蚀本国文化产业。光州大学名誉教授林东旭表示:“中国政府意图通过强化爱国主义,实现阻挡他国文化商品流入与增加本国商品销售的双重效果。”
据作者们所述,习近平政府为国内统治而强化爱国主义,也是韩中文化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尹教授诊断称,源自传统中华思想的优越意识、鸦片战争后遭外部势力侵害而生的受害意识所形成的忧患意识,以及在推进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正表现为对韩国文化更极端的排他性。
其结果是,2016年韩国部署萨德(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之后,中国摆脱了原先称韩国为“文化小偷”或“文化侵略者”的守势立场,转向攻势手法。例如称朝鲜王室所穿官服是明朝赐予臣属国的,因而是“文化属国”。
尤其他们认为,对韩国文化的攻击并非部分网民所为,而是由中国政府主导。实际上,习近平政府唯独把韩流内容列入管制对象。此外,中国政府自2016年后直接组织并支持带有极左民族主义倾向的亲政府网民群体“小粉红”。金所长诊断称:“习近平政府上台后对韩国的攻击增多并转为攻势,是因为中国将文化视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观点,以及善于意识形态宣传、煽动的红卫兵式网民在主导。”
但作者们指出,并非所有文化都起源于中国或单向传播到周边。就文化特性而言,是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高丽时代的折扇和高丽青瓷在宋朝广受欢迎。元朝时高丽风俗“高丽样”流行,被称为韩流的鼻祖。明朝时朝鲜的男子裙装马尾裙和网巾曾流行。
特别是中秋,日本僧人圆仁在海上王张保皋的帮助下,于839年6月至840年2月居住在中国山东省新罗人聚居地赤山法华院,其所写见闻录中留有“八月十五日过节,唯新罗有之”的句子。而中国自称是鼻祖的中秋节,要到350年之后才出现于记录中。
江原大学文化人类学系教授权赫熙担忧道:“如果中国通过对传统饮食、服饰等象征韩民族认同的事物提出质疑来试图确立优越地位,只会使韩中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定价1.8万韩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