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确认,韩国监查院就2017~2018年韩国金融监督院实施、曾在股市与产业界引发巨大波澜的Samsung Biologics(207940)财务造假疑云特别审计一案,已掌握“滥用职权”等线索并展开审计。尽管韩国监查院近期因针对前政权展开“政治审计”而引发争议,但若金融监督院在三星生物特别审计当时滥用权限的事实被揭开,预计将掀起相当大的波澜。
综合24日Seoul Economic Daily的采访,韩国监查院已向当时负责三星生物特别审计的金融监督院职员发送出席答询要求书,要求其到韩国监查院陈述审计当时的情况。2016年12月参与连带等提出三星生物财务造假疑云后,金融监督院于2017年3月启动特别审计,并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
韩国监查院正集中调查金融监督院三星生物审计过程中涉嫌滥用职权的部分。尤其据了解,韩国监查院认定2018年5月1日金融监督院向驻点记者团通报“已完成对三星生物的审计,并向公司及审计人送达‘处置事前通知书’”属于“泄露业务秘密”行为。
事实上,金融监督院的特别审计对市场和利益相关方影响很大,大部分内容属于对外机密,金融监督院向记者披露已发出处置事前通知书这一事实本身极为罕见。处置事前通知是指将金融监督院会计审计结果告知公司,事先通报违法事实及预定处置内容的行为。一位熟悉韩国监查院审计情况的人士表示:“当时不少人指出,金融监督院是想利用反三星集团情绪来淡化组织自身的困境,因而透露了三星生物特别审计结果。”
不过,今年5月起对金融监督院展开定期审计的韩国监查院,在调查2020年金融监督院检查“Discovery基金”时是否存在渎职之后,又开始审视三星生物审计的问题,这使得其在挖掘文在寅政府高层人士涉案可能性、进行政治审计的争议进一步扩大。
金融监督院方面则主张,向记者团通报处置事前通知一事只是对审计进展的简单说明,将其视为“泄露秘密”过于苛刻。也有人指出,翻出早已超过三年惩戒时效的旧事同样带有政治目的。对此,韩国监查院相关人士表示:“对正在审计中的事项无法发表意见。”
━ “是为利用反三星集团情绪而透露?”…集中调查有意“打击财阀”
金融首长当时也指出“冲击与混乱”
若确认“滥用职权”审计结果将动摇
三星集团在财务造假诉讼中或趋于有利
也有观测称“瞄准前政权青瓦台政策室长”
部分人批评“已过三年惩戒时效”
韩国监查院在四年多之后调查韩国金融监督院对Samsung Biologics的会计审计,是因为存在不少有意“打击财阀”而滥用职权的疑点。将金融监督院2018年5月向驻点记者团公告三星生物审计“处置事前通知”一事视为“泄露业务秘密”并加以切入,据分析也是出于类似原因。当时不仅三星生物,就连韩国金融委员会也曾质疑:“金融监督院是不是为了在三星生物审计议题上打舆论战,才大张旗鼓地公布处置事前通知一事?”不过,预计韩国监查院对前政权展开全面“政治审计”的争议同样会扩大。
据韩国监查院和金融当局等消息,金融监督院公报室于2018年5月1日向驻点记者发送了群体通知短信,称“已完成对三星生物的审计,并向公司及审计人送达处置事前通知书”。处置事前通知是向审计人和公司告知“金融监督院认为有必要就会计审计事项采取处置”的程序。
也就是说,仅凭处置事前通知本身即可推断“金融监督院认定三星生物的会计处理存在错误”。自2017年3月起,金融监督院就2015年三星生物将SAMSUNGBIOEPIS CO,.LTD由子公司转为关联公司、并将Epice的权益法收益4万5000亿韩元计入净利润是否存在问题,展开了一年多的特别审计,当时调查已告一段落。
三星生物也强烈反对金融监督院公告事前通知内容。三星生物在公司官网正式回应称“对敏感事项信息被无差别公开、曝光的情况表示遗憾”,以此针对金融监督院。时任金融委员长崔钟球也高声表示:“此案中金融监督院史无前例地对外公开事前通知一事,导致了市场的冲击与混乱。”
据悉,韩国监查院认识到金融监督院“三星生物特别审计”的问题并展开审计,也是因为相当了解当时的这些情况。据悉,韩国监查院正在深入调查当时金融监督院公告处置事前通知是否违反了外部审计相关法律上的保密义务。
即怀疑金融监督院不顾争议“宣传”处置事前通知一事,意在放大三星生物财务造假疑云以获得舆论支持。事实上,会计学界对三星生物财务造假争议持续提出“似乎并不违反会计准则”的意见,也曾让金融监督院三星生物审计相关人员颇为尴尬。
若韩国监查院通过对金融监督院的审计明确指出三星生物审计中存在滥用职权的事实,将对三星生物财务造假相关诉讼产生相当影响,公司方面可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对三星生物而言,这可以为“金融监督院的会计审计不仅存在程序错误,当时还带有不少政治意图”的说法增添力量。
金融监督院三星生物审计相关人员对韩国监查院的审计解释称,“考虑到当时的市场状况,这是不得已的措施”。其说明是,在三星生物做空余额不断累积的情况下,若审计结果的处置事前通知通过非正式渠道外泄,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可能性很大。事实上,收到处置事前通知书的不只三星生物,还包括审计人安进、三正会计师事务所等多处,信息事先外泄的风险确实较高。
庆熙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权载烈表示:“金融监督院在采取重大措施时,考虑到会产生信息不对称而予以告知,这有可以斟酌之处”,“(外部审计法上的保密义务条款)是否在制定时就把金融监督院单纯告知已作出制裁一事也纳入考虑,令人怀疑。”
围绕三星生物审计的韩国监查院审计,除引发金融监督院相关人员反对外,也很可能扩大近期出现的政治审计争议。眼下就有观测认为,韩国监查院的审计是否以崔兴植、金基植等前金融监督院院长为纽带,瞄准与其交情深厚的张夏成、金尚祖等前青瓦台政策室长。意即韩国监查院就实务人员惩戒时效(3年)已过的三星生物审计案展开审计,是着眼于金融监督院和青瓦台的“最终责任人”。
韩国监查院自5月底起启动对金融监督院的定期审计,同时也在审计2019年4月引发2500亿韩元规模赎回中断事件的“Discovery资产运用”过往检查中,金融监督院是否存在渎职等疏漏。Discovery资产运用的代表是张前室长的弟弟张夏元,警方直到今年6月才对张代表实施逮捕。
不过,也有颇具说服力的主张认为,具有反企业倾向的前政权在2018年4月因腐败疑云导致金融监督院首长一个月内接连两人不光彩离任,若存在为转换局面而将特定企业当作牺牲品的疑点,就应当查明。一位熟悉金融监督院审计情况的人士强调:“特别审计的原则是连是否结束都不对外确认”,“完全无视这一原则,是因为有不少举报称当时掺杂了想把对青瓦台和金融监督院的批评矛头转向三星集团的‘政治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