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已过30年。过去30年是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的后冷战时期。在此期间,韩中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共识”,推动关系发展。两国超越经济领域,合作扩展至外交安全,达到共同成长的顶点,但近来形势已变,以至于需要担忧“中国风险”。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30年的后冷战全球化终结、新冷战到来,这已是现实。夹在美中矛盾之间、风险高到几乎背脊受挤的韩国,需要以外交明确性掌握“韩国主动权”,这一点并无异议。即利用地缘政治地位,掌握不仅美国、连中国也难以轻易摆脱的主导权。
值韩中建交30周年,Seoul Economic Daily通过问答形式,请此前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亲身经历中国崛起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洪智妍,与韩国国内中国学开拓者、高丽大学名誉教授徐镇英,共同探讨韩中关系的解法。少壮学者与元老学者之间的年龄差距如同韩中关系的30年,但两人一致认为,对华政策应以核心利益为本,追求实利外交。
——韩中建交已30年。经济上算及格,外交安全上不及格吧?
△徐镇英名誉教授=韩中关系30年享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蜜月期。春天已经过去。前30年不仅韩中之间,与美国也有广泛的战略共识。韩美中三国可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赢。可谓名副其实的黄金期。经济自不必说,外交与安全层面也有飞跃发展,但今后在结构上处境艰难。美中正在激烈争夺霸权,韩中之间难以再造过去那样的蜜月期。随着转向美中霸权竞争公开化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时代,韩中两国的战略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洪智妍教授=迄今为止,韩中关系在耀眼的经济成果方面是及格的。只是开放当时,美国以及西方、日本、韩国政府都抱有自由主义式期待,认为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会降低安全上的敌对性,如今失望在扩大。在期待中国调解与朝鲜关系方面,中国的作用也远未达到预期。
——韩国被迫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作出选择。
△徐名誉教授=在美中霸权竞争中,韩国能与中国建立多大程度的合作关系是关键。稍有不慎,韩中也可能像冷战时期那样走向敌对关系。反之也要正视,即便美中对决与矛盾持续,韩中仍能在相当范围内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在此过程中,韩中应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构建正常关系。
△洪教授=此前“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双面战略被默认接受,但今后在国际政治上这种余地只会越来越小。这不只是我们的问题。欧洲也在逐渐转向重视安全与价值,而非与中国(以及俄罗斯)的经济。典型例子是一向推行实利外交的德国,承受俄罗斯中断天然气输送,并拒绝为本国企业对华投资提供担保。
——像限韩令这样的萨德报复,中国的反弹相当强硬。
△徐名誉教授=只要具备外交成熟度,韩国就能与中国不产生大摩擦,也不被美中矛盾裹挟。也可以寻找并扩大韩中两国的核心共同利益。尤其是经济与安全并非彼此分离。“安美经中”式思维是天真的想法。例如萨德就成为核心利益。必须明确认识并说服对方,“三不一限”是无法与中国妥协的原则。若有报复,就要做到承受报复的程度,使中国不再期待韩国会妥协。
——不仅外交安全、经济,文化上的对立也在加剧。
△徐名誉教授=进入21世纪,韩中迎来国运上升期,由此出现的是新民族主义。由于要主张和凸显不同于过去的自尊感,中国全面打出了新东北工程。新东北工程也算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形态之一。韩国国内的反华情绪也在韩国新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尤其由年轻人批评中国而结构化。
△洪教授=如果说中老年层的反华情绪源于意识形态或对朝鲜的反感,那么青年层的反华情绪则源于民主主义以及经济文化成长带来的自信。特别是中国打出“协商民主”,甚至把反韩情绪的舆论反映到政策中。从这一层面,我完全同意徐教授关于新民族主义的说法。厌恶与排斥得以运作的框架,因民族主义而被强化。
——中国既无法疏远,但显然也是需要克服的对象。
△徐名誉教授=没有捷径。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但通过长期的相互交流与扩大合作来拓宽相互理解,极为迫切。需要认识到两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并以理解问题的态度加以接近。克服反华意识、能够尊重对方的文化态度,必然成为今后30年两国发展的前提条件。
△洪教授=在外交问题上,国家间关系需要政策的积累。因政权更替产生的偏差会妨碍积累。应通过多角度的情景设想制定对华政策。特别是美中关系,越认识到现实局限,就越不可能只走向对决。最终美中之间合作、竞争与对决将复杂交织,韩国可以在夹缝中掌握主导权(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