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所谓“协助尊严死法”的争议持续不断——该法允许医生向遭受极度痛苦的末期患者提供药物等,帮助其自行结束生命。
法案的宗旨在于修改现行法律。现行法将中止延命医疗(如撤除人工呼吸机、拒绝心肺复苏等)的对象限定为临终期患者,而修法后也将为无望康复的末期患者提供选择权。另一方面,批评声也很强烈,认为这会助长轻视生命的风气,并可能诱发“社会性他杀”。主张在协助尊严死之前,更应急切扩大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体系的声音也获得支持。
━ ◇ 尽管2018年已施行延命医疗制度……被边缘化的末期患者 事情起因是共同民主党议员安圭伯于6月15日领衔提出的《关于临终关怀缓和医疗及处于临终过程患者延命医疗决定的法律部分修正法案》。协助尊严死是指遭受难以承受痛苦的末期患者本人若有意愿,可在主治医生协助下自行结束生命。例如,剧毒药物由医生处方,但服用或注射的主体是患者本人,因此相比安乐死属于更为消极的概念。
在韩国,1997年“菩罗美医院事件”和2009年“金老太事件”引发了社会对中止延命医疗的关注。菩罗美医院事件中,医护人员依家属要求让使用人工呼吸机的患者出院,患者随即死亡,医护因帮助杀人罪受到处罚。此事件后,各医院开始拒绝让没有生还可能的患者出院。十多年后,76岁陷入植物人状态的金老太的家属提起诉讼要求撤除人工呼吸机,使其上升为社会议题。当时韩国大法院表示:“在已放弃病情好转的状态下,仅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延命治疗是毫无意义的身体侵害行为,反而损害人的尊严与价值”,并允许撤除人工呼吸机,氛围由此反转,2016年1月延命医疗决定法在国会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随着该制度于2018年2月施行,人们获得了中止或保留无意义延命医疗的权利。但现行法仅赋予临终期患者选择权。也就是说,按现行法,处于植物状态或末期的患者即便没有生还可能,中止延命医疗仍属违法。要求消除这一盲区的声音出现约四年后,终于促成了修正案的提出。
━ ◇ 自主选择“生命最后时刻”的权利 vs. 轻视生命等滥用担忧 对协助尊严死立法化的舆论看似积极。修正案提出后不久,韩国研究公司就协助尊严死及相关立法、支援政策等向1000人征询意见。结果显示,“非常赞成”占20%,“赞成”占61%。即10人中约8人投下赞成票。在法案提出之前,首尔大学医学院教授尹泳镐今年5月发布的问卷调查中,也有76.3%的受访者赞成引入该制度。自主选择生命最后时刻的权利诉求明显升高。
但以天主教为首的宗教界和医疗界团体开始表达严重忧虑与反对。这些团体主张,这不过是伪装成尊严死的“自杀”。天主教首尔总教区生命委员会指出:“为减轻末期患者难以忍受的痛苦、帮助其尊严而有品位地离世,所需要的是共同体的关心与照护,而不是缩短生命的行为”,并称“该法案还存在滥用或副作用风险,例如为了不给家人造成经济负担而作出‘并非本意的决定’”。事实上,协助尊严死也有更直白的说法,即“医生协助自杀(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也有人担忧,这可能助长因经济原因等被迫死亡的“社会性他杀”。即末期患者为了不给家人造成经济负担而作出“并非本意的决定”。对此的反对意见同样有力。老年工会事务处长高贤钟担忧地表示:“韩国65岁以上老人自杀率为每10万人46.6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的2.6倍”,“若不允许医生协助自杀,患者与家属同归于尽、护理杀人等老龄化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前大韩律师协会会长金铉也表示:“植物状态患者的家属向医院提出中止延命医疗却被拒绝,因而委托进行法律诉讼的情况很多”,“完全封堵允许医生协助自杀的可能,就是无视这些人的痛苦”。
━ ◇ 在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支援必要性上意见一致 在赞反意见尖锐对立之中,也存在共识,即生命最后时刻应有尊严。在应整备韩国薄弱的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支援制度、进一步扩大支援这一点上,双方也步调一致。
据韩国临终关怀缓和医疗学会企划理事金大均介绍,首尔可住院的临终关怀专门机构仅有15家、260张病床。由于疫情,多家公立医院被指定为新冠专门医院,其规模更缩减为7家机构、105张病床运营。受此影响,接受临终关怀照护的案例也很少。2020年首尔临终关怀对象疾病死亡者1万4377人中,仅3186人(22%)获得临终关怀照护。由于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等待期也很长。首尔需等待3至4周,京畿道或仁川也需1至3周。据悉在等待过程中离世者也相当多。
相关舆论调查结果也已出炉。韩国临终关怀缓和医疗学会委托舆论调查专业机构Research View对1007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80.7%的受访者回答“相较于医生协助自杀立法化,更应优先改善末期患者的照护环境并扩充临终关怀与缓和医疗”。
难得地唤起社会对“有尊严的死亡”的关注,这一点是积极的。法案审查尚未开始。当前需要国民的关注,以推动社会就生命最后时刻展开建设性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