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宇造船海洋1号船坞承包企业工作的船舶点焊工A某,今年已是有15年工龄的老手。30岁时首次进入造船厂的A某,把青春耗在焊接工作上,如今成为靠焊接养家的中年家长。造船业景气的2014年,A某的年收入为4974万韩元,不输他人。当时劳动者平均年薪为3480万韩元,他比这多出1500万韩元。如果A某当年进的是总承包企业而非承包企业,如今年薪很可能已涨了一倍左右。如果是有工会的大企业,涨幅可能更大。但A某去年的年收入为3429万韩元,7年间减少了31%。即便如此,扣除税金和四大保险费后,A某的年收入仅为3000万韩元出头。全国金属工会巨济统营固城造船承包分会会长金亨洙在7月国会举行的承包劳动者实态座谈会上表示:“A某时薪好歹有1万韩元出头,在造船厂属于高工资”,“在造船厂领取最低工资水平工资的劳动者更多”。
A某的处境很好地反映了韩国劳动市场根深蒂固的双重结构现状。因为在承包企业而非总承包企业、在非正规岗位而非正规岗位、在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工作,即便干同样的活,工资也低得离谱。人人都指责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不公正,但状况并未改变。这正是围绕大宇造船海洋承包企业罢工事件,有人认为“早该爆发的终于爆发了”的原因。
17日,Seoul Economic Daily推算了如果A某收入正常增长,现在应处于何种水平。根据韩国雇佣劳动部的事业体劳动力调查,2014年在常用员工1人以上事业体工作的劳动者年工资为3480万韩元,去年上涨27%,为4428万韩元。若排除多层承包结构等其他变数,2014年A某的年收入4974万韩元同样上涨27%,去年应为6317万韩元。
当然,A某工资下降受到造船行业长期不景气的很大影响。问题在于,无论景气还是萧条等经济周期如何,因雇用形态不同而形成的工资差距被固化,难以缩小。A某所属承包企业的总承包方大宇造船海洋去年员工平均年薪为6700万韩元,接近A某去年收入3429万韩元的两倍。
非正规岗位的现实也是如此。雇用劳动部每年6月发布的按雇用形态劳动实态调查很好地反映了正规与非正规岗位的工资差距。若将正规岗位的时薪水平视为100%,非正规岗位的工资2017年仅为69.3%。去年也为72.9%,几乎没有改善。考虑到两年间因新冠疫情低工资劳动者退出劳动市场,不少人悲观预计实际数值更低。去年非正规岗位为806万人,占全体劳动者的38%。相当于每10名劳动者中有4名陷入不公正工资的枷锁。
劳动市场双重结构的特点是,两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比海外更困难。韩国银行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委员张根浩2018年发布的雇用市场分析报告显示,临时岗位(非正规岗位)3年后转为正规岗位的比率仅为22%,在当时调查对象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6个国家中排名末位。这是因为在产业结构上,大企业充当总承包方、通过承包和外包(包括海外法人)进行生产已普遍化。使自由转职、换岗成为可能的劳动灵活性也很低。经营界不满的是,劳动相关法律与制度更重视劳动权而非企业,依据能力评价进行解雇实际上不可能。
对非正规岗位劳动者而言,为改善待遇的工会活动和退休后的养老准备都如同别国之事。以2021年为准,工会加入率正规岗位为13.1%,而非正规岗位不足1%,仅为0.7%。这正是偏向大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工会格局被指为劳动市场两极化原因的背景。退休年金加入率正规岗位为50.5%,非正规岗位仅为其一半的24.6%。差距随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若将300人以上企业正规岗位的工资视为100%,300人以下企业非正规岗位的工资仅为45.6%,自2017年起被困在40%线上。鉴于国内企业99%为中小企业,双重结构实际上就是劳动市场的骨架。
也有观点解释称,因新冠疫情带来的雇用市场和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老龄化,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更加突出。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想要大企业正规岗位和公务员,而是出现了偏好即便是兼职也能有休息时间的岗位的倾向。平台劳动者等多样雇用形态的出现也是事实。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若不解决劳动市场的双重结构,就无法期待化解两极化。
更大的担忧是,与大宇造船海洋承包企业罢工事件中暴露出的矛盾类似的劳资矛盾、劳劳矛盾,势必在产业现场各处反复出现。而且韩国的雇用刚性比海外严重,劳资关系的对立性质也很浓。难以只指望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正规岗位向非正规岗位更多分配利益的善意。这正是最近一位担忧两极化的政府高层人士向企业提出降低工资涨幅这一荒唐叮嘱后遭到批评的背景。雇用劳动部长官李郑植10日在与信息技术(IT)企业的座谈会上表示:“双重结构不仅是造船业的问题,而是整个劳动市场的积弊课题”,“政府将推进劳动改革,以打造可持续且公正的劳动市场”。






